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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报告(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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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维尔是全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它的皮革皮鞭产量占美国第五位，是南方最大的生产糖果饼干的城市；呢绒、仪器和药品的贸易数额也相当大。 我得告诉你，我怎么会来到纳什维尔；这些离题的话肯定会使你厌烦，正如我自己觉得厌烦一样。我为了一些私事要去别处，但是北方的一家杂志社委托我在这里逗留一下，替社里同一个撰稿人阿扎里亚·阿戴尔建立联系。 阿戴尔（除了笔迹之外，其余的情况毫不了解）寄来过几篇随笔（失传的艺术！）和几首诗，编辑们在一点钟吃午饭时，谈起来赞不绝口。因此，他们委托我来找上述的阿戴尔，在别的出版商提出每字一毛或两毛的稿酬之前，同他或她以每字两分的稿酬订一个合同，收买他或她的作品。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吃了烤鸡肝之后（假如你找得到那家旅馆，不妨一试），走到外面一片无休无止的茫茫细雨中。在第一个拐角上，我就碰到了凯撒大叔。他是个健壮的黑人，年龄比金字塔还要老，头发灰白卷曲，面相先叫我想起布鲁特斯，转念之间又觉得像是已故的塞蒂瓦约皇帝。他穿的大衣非常奇特，是我从未看到或想到的。它一直拖到脚踝，以前是南部邦联军队的灰大衣。但是由于雨打日晒，年深月久，颜色已经斑驳不堪。约瑟的彩衣同它一比，也会像单色画那样黯然失色。我必须在这件大衣上罗嗦两句，因为它同故事有关——故事发展得很慢，你原不能指望纳什维尔这个地方有什么新鲜事呀。 以前，那一定是军官的大衣。大衣的披肩已经不见了，原先缀在前襟的漂亮的盘花横条和流苏也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用普通麻线巧妙地捻成新的盘花横条，然后细心地缝上去的（我猜想大概是哪一位年老的“黑妈妈”缝的）。这些麻线也磨损得乱蓬蓬的。它们顺着早就消失的盘花横条的痕迹，不厌其烦、煞费苦心地给缀在大衣上，旨在代替往昔的气派。此外，使大衣的滑稽与悲哀达到顶点的是，所有的钮扣全掉了，只剩下顺数下来第二颗。大衣是另外用一些麻线穿过原来的钮孔和在对襟上粗糙地戳通的洞孔系起来的。像这样装饰得古里古怪，颜色又是这么驳杂的奇特衣服确实少见。唯一的那颗钮扣有半元银币那么大，是牛角制的，也用粗麻线缝着。 那个黑人站在一辆非常旧的马车旁边，马车很可能是含离开方舟之后，套了两匹牲口，用来做出租生意的。他见我走近，便打开门，取出一把鸡毛掸子虚晃几下，用深沉的、隆隆的声音说： [ 马车很可能是含离开方舟之后：含，《旧约》中挪亚之子，据说含的后代在非洲繁衍，常作为黑人的代称。] “请上车，先生；一颗灰尘也没有——刚刚出丧回来，先生。” 我推测遇到这种隆重场合时，马车大概要特别做一番清洁工作。我朝街上打量了一下，发现排在人行道旁边的出租马车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掏出记事本，看看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地址。 “我要到杰萨明街八百六十一号去。”说罢，我便想跨进马车。但那黑人伸出又粗又长，猩猩一般的胳臂拦住了我。他那张阴沉的大脸上突然闪出一种猜疑和敌视的神情。接着，他很快安下心来，讨好似地问道：“你去那里干吗，老板？”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儿冒火地问道。 “没什么，先生，没什么。只不过那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去。请上车吧，座位干净得很——刚刚出丧回来，先生。” 到达旅程终点至少有一英里半路。除了那辆古老的马车在高低不平的砖地上颠簸得发出可怕的卡哒声外，我听不到别的声音；除了毛毛雨的气息外，我闻不到别的气味。毛毛雨中现在又夹杂着煤烟以及象是柏油和夹竹桃花混合起来的气味。从淌着雨水的车窗里，我只见到两排黑漆漆的房屋。 该城面积有十平方英里；街道总长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一百三十七英里是经过铺设的；水道系统造价两百万元，总水管有七十七英里长。 杰萨明街八百六十一号是一幢朽败的邸宅。它离街道三十码，被围绕在一丛苍翠的树木和未经修剪的灌木中间。一排枝叶蔓披的黄杨几乎遮没了围篱。大门是用一条系在门柱上的绳圈同第一根篱笆桩子扣起来的。你一进去，便发现八百六十一号只是一个空壳，一个影子，是往昔豪华与显赫的幽灵。不过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来说，我还没有赶走进那幢房屋。 在马车的卡哒声停止了，疲惫的牲口也得到休息时，我把五毛钱给了车夫，并且自以为相当大方地加了两毛五分的小帐。他却不接受。 “两块钱，先生。”他说。 “怎么啦？”我问道，“我清清楚楚听到你在旅馆门口喊的是‘送你到城里随便什么地方，只要五毛钱。’” “两块钱，先生。”他固执地重复说，“离旅馆有好长一段路呢。” “这地方还在城里，你怎么也不能说它出了城呀。”我争论说，“你可别以为你碰到了一个傻瓜北方佬。你看到那面的小山吗？”我指着东面接着说（由于细雨迷蒙，我自己也看不见那些小山）：“嗯，我是在那边出生长大的。你这个又老又笨的黑家伙，你长了眼睛连人都分不清吗？” 塞蒂瓦约皇帝的阴沉的脸色和霁了，“你是南方人吗，先生？我想大概是你那双鞋子使我误会了。南方先生穿的鞋子，头没有这么尖。” “现在车费该是五毛钱了吧？”我毫不妥协地说。 他又恢复了原先那种贪婪而怀有敌意的神情，可是只持续了十秒钟就消失了。 “老板，”他说，“本来是五毛；但是我需要两块钱，先生；我非得有两块钱不可。我知道你是本地人之后，先生，我不再强要了。不过我只是告诉你，今晚我非得有两块钱不可，生意又很清淡。” 他那张浓眉大眼的面孔显得安详而有自信。他的运气比他想象的要好。他遇到的不是一个不了解车费标准的傻瓜，而是一个施主。 “你这个该死的老流氓，”我一面说，一面把手伸进口袋，“应该把你扭交警察。” 我第一次见到他露出笑容。他料到了；他料到了；他早就料到了。 我给他两张一元的钞票。我递过去时，注意到其中一张是饱经沧桑的。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是破了以后又粘起来的。一条蓝色的纱纸粘住破的地方，维持了它的流通性。 关于这个非洲强徒的描写，暂时到此为止；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同他分了手。我位起绳圈，打开了那扇吱嘎发响的门。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幢房屋只是个空壳。它准有二十年没有碰到过油漆刷子了。我不明白，大风怎么没有把它象一座纸牌搭的房子那样掀翻。等我向那些簇拥在它周围的树木看了一会儿之后，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些目击过纳什维尔战役的树木依然伸展着枝柯保护着它，挡住了风暴、敌人和寒冷。 阿扎里亚·阿戴尔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门，年纪有五十左右，一头银发，身体象她居住的房屋一般脆弱单薄。她穿着我生平少见的最便宜、最干净的衣服，气派象皇后一般质朴。 客厅空荡荡的，仿佛有一英里见方，只有摆在白松木板架上的几排书，一张有裂纹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条破地毯，一只光秃秃的马鬃沙发和两三把椅子。墙上倒有一幅画，一束三色堇的彩色蜡笔画。我四下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安德鲁·杰克逊的画像和松果篮子，可是没有看到。 [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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