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报告(3)_欧·亨利

市政报告(3)

　　阿扎里亚·阿戴尔和我谈了话，其中一部分将转述给你们听。她是古老的南方的产物，在荫庇下细心培植起来的。她的学识并不广博，范围相当狭窄，但却有它的深邃和独到之处。她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她对于世界的知识是从推论和灵感中获得的。这就是造成那一小批可贵的随笔作家的条件。她同我谈话时，我不住地拂拭手指，仿佛不自觉地想抹去从兰姆、乔叟、赫兹利特、马格斯·奥雷里乌斯、蒙田和胡德菱的小牛皮书脊上揩来的，其实并不存在的灰尘。她真了不起，是个可贵的发现。如今几乎每一个人对于现实生活都了解得太多了——哦，实在太多了。

　　我可以清楚地看出阿扎里亚·阿戴尔非常穷。我想她只有一幢房子，一套衣服，此外就没有什么了。我一方面要对杂志社负责，一方面又要忠于那些在坎伯兰河谷与托马斯一起战斗的诗人与随笔作家，我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倾听她那琴声似的话语，不好意思提起合同的事。在九位缪斯女神和三位格蕾斯女神面前，你很难把话题转到每字两分钱的稿费上。恐怕要经过第二次谈话，我才能恢复我的商业习惯。然而我还是把我的使命讲了出来，同她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再见面，讨论稿酬方面的问题。

　　[ 托马斯（1816——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忠于南部邦联的将领。]

　　[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音乐等的九女神；格蕾斯是赐人以美丽、温雅与欢乐的三女神。（美惠三女神）]

　　“你们的城市，”我准备告辞时说（这时候可以说一些轻松的一般性的话了），“仿佛是一个安静宁谧的地方。我该说是这个适于住家的城市，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

　　它和西部南部进行大批的火炉与器皿的贸易，它的面粉厂有日产二千桶的能力。

　　阿扎里亚·阿戴尔似乎在沉思。

　　“我从没有那样想过。”她带着一种仿佛是她特有的诚挚专注的神情说，“安宁静谧的地方难道就没有特殊的事情了吗？我揣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动手创造世界时，你可以探出窗处，听到他堆砌永恒山丘时，泥刀溅起泥块的声音。世界上最喧闹的工程——我指的是建造通天塔——结果产生了什么呢？《北美评论》上一页半篇幅的世界语罢了。”

　　“当然，”我平淡地说，“无论何处人的天性都是一样的；但是某些城市比别的城市更富于色彩——呃——更富于戏剧和行动，以及——呃——浪漫史。”

　　“表面上是这样的。”阿扎里亚·阿戴尔说，“我乘着展开双翼（书籍和幻想）的金色飞船，多次周游了世界。在一次幻想的旅行中，我看到土耳其苏丹亲手绞死了他的一个妻子，因为她在大庭广众之中没有蒙住脸。我也看到纳什维尔的一个男人撕毁了戏票，因为他的妻子打扮好出去时扑了粉，蒙住了脸。在旧金山的中国城，我看到婢女辛宜被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浸在滚烫的杏仁油里，逼她发誓再也不同她的美国情人见面。当滚油淹没膝上三英寸的地方时，她屈服了。另一晚，在东纳什维尔的一个纸牌会上，我看到基蒂·摩根的七个同学和好友假装不认识她，因为她同一个油漆匠结了婚。她端在胸前的滚烫的油吱吱发响，但是我希望你能见到她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边时脸上显出的美妙的微笑。哦，是啊，这是一个单调的城市。只有几英里长的红砖房屋、泥泞、商店和木料场。”

　　后面有人敲门，发出了空洞的回响。阿扎里亚·阿戴尔轻声道了歉，出去看看有什么事。三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闪闪发亮，面上泛起淡淡的红晕，仿佛年轻了十年。

　　“你得在这里喝一杯茶，吃些点心再走。”她说。

　　她拿起一个小铁铃，摇了几下。一个十二岁左右，打着赤脚、不很整洁的黑人小姑娘踢踢蹋蹋地进来了。她含着大拇指，鼓起眼睛，直盯着我。

　　阿扎里亚·阿戴尔打开一个破旧的小钱袋，取出一张一元的钞票，那张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是破了之后又用一条蓝纱纸粘住的。正是我给那个海盗般的黑人的钞票——准没错。

　　“到拐角上贝克先生的铺子里去一次，英比，”她把钞票交给那个姑娘说，“买三两茶叶——他平时替我送来的那种——和一毛钱的糖糕。赶快去吧。家里的茶叶正好用光了。”她向我解释说。

　　英比从后面出去了。她赤脚的踢蹋声还没有在后廊里消失，空洞的房子里突然响起一声狂叫——我肯定是英比的声音。接着是一个男人发怒的深沉模糊的嗓音和那姑娘连续不断的尖叫和分辨不清的话语。

　　阿扎里亚·阿戴尔既不惊讶也不激动地站起来，出去了。我听到那男人粗野的吵闹声持续了两分钟；接着仿佛是咒骂和轻微的扭打，然后她若无其事地回来坐下。

　　“这幢房子很宽敞，”她说，“我出租了部分给房客。很抱歉，我得收回请吃茶点的邀请了。店里买不到我平时用的那种茶叶。明天贝克先生或者可能供应我。”

　　我确定英比根本没有离开过这幢房子。我打听了电车路线后便告辞了。走出好远时，我才想起我还没有问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姓氏。明天再问吧。

　　那天，我就开始了这个城市强加在我头上的邪恶行为。我在这里只呆了两天，可是这两天里我已经在电报上可耻地撒了谎，并且在一件谋杀案中当了事后的间谍——如果“事后”是正确的法律名词。

　　当我拐到旅馆附近的街角时，那个穿着五颜六色，无与伦比的大衣的非洲马车夫拖住了我，打开他那活动棺材的牢门，晃着鸡毛掸子，搬出了老一套话：“请上车，老板。马车很干净——刚刚出丧回来。你出五毛钱就把你——”

　　接着，他认出了我，咧开嘴笑了，“对不起，老板，你就是今天早晨同我分手的那位先生。多谢你啦，先生。”

　　“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还要去八百六十一号，”我说，“假如你在这里，我可以乘你的车子。你本来就认识阿戴尔小姐吗？”我想起了我那张一元的钞票，结尾又问了一句。

　　“我以前是她爸爸阿戴尔法官家里的，先生。”他回答道。

　　“据我判断，她相当穷困，”我说，“她没有什么钱，是吗？”

　　片刻之间，我又看到了塞蒂瓦约皇帝的凶相，接着他变成了那个敲竹杆的老黑种马车夫。

　　“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慢慢地说，“她有接济，先生；她有接济。”

　　“下一趟我付你五毛钱。”我说。

　　“完全对，先生。”他谦恭地说，“今早晨我非有那两块钱不可，老板。”

　　我回到旅馆，在电报上撒了谎。我打电报给杂志社说：“阿·阿戴尔坚持每字八分。”

　　回电是：“立即同意，笨蛋。”

　　晚饭前，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象是多日不见的老朋友似地冲过来向我招呼。我难得遇到这种一看就叫我讨厌，却又不易摆脱的人。他找上来的时候，我正站在酒吧旁边；因此我不能对他说我不喝酒。我很愿意付酒帐，只要免掉再喝一巡；但他是那种可鄙的，吵闹的，大吹大擂的酒鬼，每次荒唐地花掉一文钱都要铜管乐队和鞭炮来伴奏。

　　他象炫示千百万元钱似地掏出了两张一块钱的钞票，把其中一张扔在酒吧上。我又看到了那张缺掉右角，中间破后用蓝纱纸粘起来的钞票。又是我的那一块钱。不可能是别的。

　　我上楼到我的房间。这个枯燥宁静的南方城市的细雨和单调，使我倦乏而没精打采。我记得上床前，我迷迷糊糊地对自己说：“这里不少人似乎都是出租马车托拉斯的股东。股息也付得快。我不明白——”这才把那张神秘的一元钞票从脑海里排除出去（那张钞票很可以成为一篇绝好的旧金山侦探故事中的线索）。我睡着了。

　　第二天，塞蒂瓦约皇帝在老地方等我，把我的骨头在石子路上颠到八百六十一号。他在那里等我办完事之后再送我回来。

　　阿扎里亚·阿戴尔看来比前一天更苍白，更整洁，更脆弱。

　　签了每字八分钱的约稿合同之后，她脸色更苍白了，开始从椅子溜下去。我不费什么劲儿就把她抬上那张古老的马鬃沙发，然后跑到外面人行道上，吩咐那个咖啡肤色的海盗去请一位医师来。我对他的智慧本来就没有怀疑，他知道争取时间的重要性，聪明地丢下马车不乘，徒步走去。十分钟之内，他领了一位头发灰白，严肃干练的医师回来了。我简简单单用几句话（远不值八分钱一个字）向他说明我来到这幢神秘空洞的房屋里的原由。他严肃地点点头，然后转向那个老黑人。

　　“凯撒大叔，”他镇静地说，“到我家去，向露西小姐要满满一罐新鲜牛奶和半杯葡萄酒。赶快回来。别赶车去啦——跑着去。这星期里你有空的时候再来一次。”

　　我想梅里曼医师也不太信任那个陆地海盗的马匹的速度。凯撒大叔笨拙然而迅速地向街上跑去之后，医师非常客气而又极其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相信。

　　“只不过是营养不良。”他说，“换句话说，是贫穷、自尊和饥饿的结果。卡斯韦尔太太有许多热心的朋友，都乐于帮助她，但是她除了那个从前属于他们家的老黑人凯撒大叔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卡斯韦尔太太！”我吃惊地说。接着，我看看合同，发现她的签名是“阿扎里亚·阿戴尔·卡斯韦尔”。

　　“我还以为她姓阿戴尔呢。”我说。

　　“她嫁一个没出息，游手好闲的酒鬼，先生。”医师说道，“据说连那老佣人送来接济她的小钱，都被他夺去。”

　　牛奶和葡萄酒取回来了，医师很快就使阿扎里亚·阿戴尔苏醒过来。她坐起身，谈着那正当时令，色彩浓艳的秋叶的美。她轻描淡写地把她昏倒的原因说成是心悸的老毛病。她躺在沙发上，英比替她打扇子。医师还要去别的地方，我送他到门口。我对他说，我有权并且准备代杂志社酌量预支一笔稿酬给阿扎里亚·阿戴尔，他好象很高兴。

　　“我顺便告诉你，”他说，“你也许愿意知道，那个马车夫有皇族血统呢。老凯撒的祖父是刚果的一个皇帝。凯撒本人也有皇家的气派，你或许早就注意到了。”

　　医师离去时，我听到屋子里面凯撒大叔的声音：“他把你那两块钱都拿走了吗？阿扎里亚小姐？”

　　“是啊，凯撒。”我听到阿扎里亚·阿戴尔软弱地回答说。于是我回到屋里去，同我们的撰稿人结束了业务上的商洽。我自作主张，预支了五十元给她，作为巩固合同的必要的形式。然后由凯撒大叔赶车送我回旅馆。

　　我作为目击者所见到的事情，到此全部结束。其余的只是单纯的事实叙述。

　　六点钟光景，我出去散步。凯撒大叔在街角上的老地方。他打开马车门，晃着鸡毛掸子，开始搬出那套沉闷的老话：“请上车，先生。只要五毛钱，送你到城里随便什么地方——马车非常干净，先生——刚刚出丧回来——”

　　接着，他认出了我。我想他的目力大概不行了。他的大衣又添上了几块褪色的地方，麻线更蓬乱破烂，剩下的唯一的钮扣——黄牛角钮扣——也不见了。凯撒大叔还是皇族的后裔呢！

　　约莫两小时后，我看到一群人闹闹嚷嚷地挤在药房门前。在一个平静无事的沙漠里，这等于是天赐的灵食；我挤了进去。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的皮囊躺在一张用空箱子和椅子凑合搭起来的卧榻上。医师在检查他有没有生气。他的诊断是少校显然完了。

　　有人发现这位往昔的少校死在一条黑暗的街上，好奇而无聊的市民们把他抬到药房。这个已故的人生前狠狠打过一架——从种种细节上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身为无赖恶棍，打架倒也顽强。但是他打败了。他的手捏得紧紧的，掰都掰不开。站在周围同他相识的善良的市民们尽可能搜索枯肠，想说他一两句好话。一个面貌和善的人想了好久后说道：“卡斯韦尔十四岁左右的时候，在学校里拼法学得最好。”

　　我站在那里时，死人垂在白松板箱旁边的右手松开了，一样东西掉在我脚边。我悄悄用脚踩住，过了一会儿才把它捡起来，揣进口袋。照我的揣测，他在临终的挣扎中无心抓到了那个东西，死死捏住不放。

　　当天晚上，旅馆里的人除了谈谈政治和禁酒之外，主要是谈论卡斯韦尔少校的去世。我听到一个人对大家说：

　　“照我的看法，诸位，卡斯韦尔是被那些混蛋黑鬼谋财害死的。今天下午他身边有五十块钱，给旅馆里好几个人看过。发现他的尸体时，这笔钱不在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当火车驶过坎伯兰河上的桥梁时，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牛角的大衣钮扣，约莫有半元银币那样大小，上面还连着蓬散的粗麻线。我把它扔到窗外，让它落进迟缓泥泞的河水里。

　　我不知道布法罗有些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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