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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昂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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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昂党人》 《好汉》告读者① 从理性时代到现在,距离之大,无法衡量。 眼见多少伟大人物成了过眼云烟,如今必须着手干一件丰碑式的事业,才能活在人们的心中。 黎瓦洛尔② ①《舒昂党人》最初以《好汉》为题。这篇《〈好汉〉告读者》很长时间内一直未曾公开发表。在本文中,作者勾画出数部历史小说的庞大计划。他那时还不准备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这部小说。他虚构了一个作者名字:维克托·莫里翁。他描绘了这个作者的肖像,当然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都是巴尔扎克本人的肖像。本篇文字,一九三一年由皮埃尔·亚伯拉罕在其著作《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加利玛出版社)中首次发表。对本篇文字的写作时间颇有争议。我们按勒加尔的说法,他在一九五七年加利玛出版社出版的《舒昂党人》一书中,提出此文的写作时间大约为一八二八年八月。在斯伯别赫·洛旺儒资料馆中,《告读者》的原稿保存在《舒昂党人》手稿之首。 ②安东尼·黎瓦洛尔(1753—1801),法国作家,着有《论法语的世界性》(1784)及《伟大人物的小历书》(1788)等,对当时的才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后来成为保王派,大革命时期流亡国外。 每当将一个名字交给广大读者的好奇心时,作者的自尊心与虚荣心便大大增强,这倒是件讨厌事。公众已经多次上了这些作者好意为他们设下的圈套,我们认为这一次采取与之完全相反的做法,对读者定会大有裨益。 我们很高兴可以告诉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作者与我们思想感情完全一致。对于那些与招徕观众的滑稽表演十分相似的前言,他一向深恶痛绝。在那些前言里,人们极力要读者相信,教士啊,军人啊,虔诚的教徒啊,在地牢里死去的人啊,全都确有其事,要读者相信确是发现了什么手稿,叫读者将全部好感倾注在虚构的人物身上。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有这个嗜好,不过他很聪明,他自己就嘲笑过这种使一本书失去真实性的加油添醋。既然注定要登合表演,确实必须下定决心在台上扮演江湖骗子的角色,而不借用人体模型。一个人道出自己的姓名,谦虚地自我介绍,我们会更郑重其事、满怀敬意地接待他。如今,自报家门就是谦逊,向批评界和同胞们和盘端出真正的生平,充分地证明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空幻的影子就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在这方面,一个逆来顺受的受害者从来不曾被推到批评界的刀斧之下。如果说过去,一位笼罩着神秘感的作家可能具有某种魅力,读者象尊重一位死者的裹尸布一样,尊重他这件外衣;可是,多少蹙脚作家都使用这块幕布,如今这块幕布已经脏污、破碎,为了对付人们称之为“出版”的这种出卖思想的行当,非得有个聪明人找出新窍门不可了。 我们出版的这部作品的作者,心甘情愿地同意参加著名走钢丝演员的团体,他说,这些走钢丝的演员“为挣钱”而卖艺供观众消遣。估计并非完全出自他内心的各种妩媚的形象,在思想深处闪过的点染着晨曦随画随消失的画面轮廓,他都描绘了出来。他将看到,将这一切展现在所有人的眼前时,这一切会失去处女美。他信中告诉我们说,这种想象力,是意志坚强的男子们真正而忠实的伴侣,是我们只能神秘地得到其爱抚的配偶,现在则要将自己倾诉的衷肠公之于众了:其形象,其创造,其生活,本来是留给友情或者爱情——属于坚贞而自私的主人的爱情——的,现在却要成为十字路口一件普普通通的东西,竭力取悦于人,还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是唯一的一位行家里手还是芸芸众生,是耻辱还是成功,都要同样受这份折磨,而且由于丑行是那样根深蒂固,无法解释,人们还不知道在这出卖思想的行为之中,在这一个和那芸芸众生之中,到底谁最出乖露丑。这些足迹遍及欧洲,跨越各个时代,公开显露自己赤裸的身体并将最宝贵的东西出卖给各种想象力的缪斯,给她们起个绰号叫“处女”,难道不是说反话吗?纤巧的双足没有走出心灵围墙的贞洁的缪斯女神,该是多么更令人陶醉,更美丽无比!重视品德的人难道不是怀着幸福的心情,想到这千百万不为人知的诗人流溢出来的神圣诗篇么!谁在自己的梦幻中不曾经常见到那个加拿大女子,她除了苍天没有其他任何见证,吟着一首痛苦之歌,向虚无的坟墓倾诉;谁不曾经常见到一位为人抛弃的情妇,咏叹着孤独的哀歌,谁不曾见过向生命告别的垂死者!天地之间,有多少崇高的声音,自豪的音符,天仙般的音乐在消散!那只小鸟,活着,为自己唱着美妙动人的歌曲;死去,有为人所不知的芬芳相伴,使它那神秘的一生避开人世,又将它的灵魂白璧无瑕地送还到惟恐有失的造物主的怀抱中。只有赖这些丰富而又甜美的思想活命的人才能理解雅典人在祭坛上镌刻diisignotis①几个大字的奥秘。 ①拉丁文:给未识之诸神祗。典出《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圣保罗到雅典时,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给未识之神”,这表明了希腊宗教的自由化。圣保罗以此为借口在亚略巴古发表演说,说这表示的是寻求尚未发现的真理的愿望,而且宣布耶稣基督所显示的是唯一的神。此处用法并不带有宗教含义。 但是,一个少女,高高兴兴地心甘情愿将孤独中苏醒的幸福的珍宝倾注在一个男子心上,当这个男子忘恩负义,带她穿过世上的艰险,而结果是与她通奸时,在他摘到自己狂傲的苦果之前,至少会采撷到自己种下的鲜花,品味到片刻的幸福。这时,如果这张美丽的面庞,令人着迷的肉体,战胜了这个无所挂虑的世界的种种操心事,使老者发出喃喃低语,使女人们眼红,扰乱了少年的心,他会怀着狂乱的虚荣说道:“这是我的妻子!……”他迫不及待地报出自己的名姓,完全不顾将来会如何。因此,亲爱的先生们,自己的立场应该前后一致,就象那些巴黎的小市民,他们带着自己心爱的狗出门,给狗带上一个小小的项圈,项圈上刻着主人的名字。——我赞成在绘画作品上签上作者的名字。文学是一个古剧场,这里,人们再不希望见到帽沿拉得低低的人物了。 有的情人,因为别人死盯住自己的情妇瞧便上去刺他们一匕首,本书作者很长时期内是赞成他们这种作法的。不经过长久的思想斗争——他不得不端出理由来便是证明——他不会同意让人印行他的作品,最后作出此种牺牲,关键是贫困所致。人到了法庭上,要道出犯罪的原因会更勇敢些。所以,本书作者在叙述超出自己生平的事情时,感觉到他从事的大业将会令人尊敬,因为他坦率地在大剧场里将一位新的女角介绍出来,并且叫他那位迫不及待而又好奇的配偶明白了,婚姻幸福便证明作出牺牲有道理;得到光彩的欢乐可以使耻辱合法化;没有羞耻之心时,光彩可以为美德增辉;对于撕破自己的长裙以救夫婿的女子,应该谴责还是佩服至今还没有一个人作出裁决;虽说与他一起死掉更壮美,但是用感情支持他,让他活下去岂不更好。这种感情,便是朱迪特①在该书题辞中高声呼喊“跟他在一起,我一点没有玷污自己的清白!”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不过,最好还是不要沦落到发出如此痛心感叹的地步,这种感叹常常会使我们双手擎着额头沉思良久。 ①《圣经》第二经典书有《朱迪特书》十六章,叙述犹太女子朱迪特为拯救故乡而以肉体引诱敌军首领,并在敌军首领酒醉时将他杀死的故事。 上述想法是从本书作者来到巴黎“卖孩子”时写给一个朋友的一封信中摘出来的。这位朋友是谁,诸位很快就会毫不费力地认出他来。上述想法证明我们将这位文坛新手的姓名交给漠不关心或蔑视时,对其生平及见解提供一些详细情形,是有道理的。 《好汉》的作者维克托·莫里翁先生于一七八八年生于旺多姆地区蒙都白露小城。父母是城中老老实实的皮革商人。大革命时期,一个前奥拉托利会会员藏身在他父母家中,维克托·莫里翁便在他的严格管教之下学习,但只不过学个一鳞半爪而已。如果不是这孩子酷爱阅读和思考,学的那点东西对他不会有什么大用处。莫里翁公民成了蒙都白露区的区长,精心拯救了德·圣埃莱姆侯爵丰富的藏书,这些藏书哺育了爱好阅读的孤独的少年维克托·莫里翁。他对鞣料的气味厌恶之极,这种气味将他赶出父亲家门。他怀揣书卷漫游乡间,堕入长时间的遐想。这件事再一次证明,少年时代哪怕是极小的行动对于人生未来的命运都会发生极大的影响。这也是偶然向为父母者提出的一个新劝告:他们必须严格注意孩子的游戏和心血来潮,以便推测出人的天性会开辟出什么道路。 维克托·莫里翁少年失去父母,在那些只靠消化食物过活的人看来,他过的是近乎贫苦的生活。他不用自己贫穷的形象去打扰任何人,象一株草木一样“生长”着,任凭自己沉思冥想,对现实生活和人的肉体充满莫名其妙的仇恨,对自己的形体外表亦毫无所知,可以说,他只靠内心感觉的强大力量活着,照他的说法,这些内心感觉在人身上构成双重生命,但是那种对事物的深刻直觉又使他身心交瘁。一八一四年收获葡萄的季节,旺多姆学校的一位教师在乡间偶然与他相遇,他们一起聊了聊。这位人文学者感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伙子在诗歌和文学方面竟然比他自己更博学,一开口便流露出奇特的丰富想象力,真是惊讶不已。这个乡下孩子恰巧表现得相当的异想天开,叫人以为他与众不同。这个匣子制作得相当奇巧,叫人产生要扭动钥匙将它打开的欲望——他一忽儿象诗人一样形象丰富,一忽儿又象律师一样态度生硬,一忽儿充满逻辑,一忽儿又自相矛盾,或者象格言那样言简意赅。他以谈话材料之丰富令人惊异,可表面上看来毫无条理。他自荐属于别人要修建房屋缺什么东西便可到他那里去找的那种人。 这次活动中,农民小伙子极力说服那位老师,说他在田野之中,茅草屋下,意识到、拥有并享受着丰富的生活。他向老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家财万贯的快乐;与他谈到舞会上自己体验到的沉醉之感:在舞会上他欣赏过女人裸露的肩膀、衣着打扮、鲜花、钻石首饰、她们的舞姿、醉醺醺的目光;向他描绘自己所住的房间多么富丽堂皇,宅中的陈设、丰富的瓷器、美丽的油画、丝绸和挂毯上的图案,详细地道出他从前拥有的豪华马车、阿拉伯马匹或其他马匹,公子哥儿穿的时装款式以及面料的选择,还有用旧了的手杖和珠宝。而这一切,他那双有目共睹的眼珠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善于将对景物及田园的描绘,对帝国时期盛大节日、拿破仑的各次重大战役、大革命的全民盛典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变故的叙述,点染上那么强烈的现实色彩,以致这位老师作为人们在外省遇到的聪明智慧而又充满良知的一个人,毫不怀疑自己受到一个绝顶聪明、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人的捉弄,因为即使怀疑此人有精神病,这种精神病可能也得另外命名。 谈话又换了题目,小伙子表现出对已经不使用的语言主要是东方语言的有关知识极为精通:他讲希伯来语,讲得好极了。尤其对于他声称从未与之频繁交往的人,他的观察深入细致,入木三分;对他从未见过的女性,其美丽的奥秘在何处,他了解透彻,极为罕见。这位教师偷偷地观察他,发现他既不谦虚,也不虚荣,谈到自己时,似乎具有远距离自我观察的能力。他既严肃又轻佻,既活跃又天性快乐,总而言之,他就是自己的本色,与围绕着他的树莓十分相象,结出了一颗果实,好坏不知,在野生的树枝上显得十分迷人,也象三步开外结满了香味扑鼻的果实的草莓一样动人。 这种可令鬼神出没的想象力对那位年事已高的教师很有诱惑力。他的好奇心被挑动起来了,他不希望上当受骗。待到此后不久确凿的材料使他了解到真情时,他真是目瞪口呆了。原来这位莫里翁先生,除了到蒙都白露市市长德·韦讷先生家去以外,从来没有走出索马利村一步。德·韦讷先生,这位令人尊敬的管理人员,继承了德·圣埃莱姆侯爵的遗产。 为了感谢老莫里翁先生给他的家族帮的忙,总是高高兴兴地为小莫里翁搞到他要的书报。看上去这孩子十分爱看这些书报,而且总是老老实实地归还。对于这孩子虽然俭朴而不外露,实际上却是暴风雨般动荡的生活,他并不极力参透其奥秘,这是施恩于人的人身上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他等待着受自己保护的这个人表现出他自己的欲望,并不去预先猜测是什么欲望,就这样任凭他狂热地继续下去。老教师则对这个他认为了不起的人的特殊才具作出解释,就象无神论者和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医生用陈设简洁来解释圣安东尼的诱惑、圣约翰的启示录和圣泰蕾丝的出神入化一样,他们认为陈设简洁丰富了这些人的头脑。 德·韦讷先生微微一笑,并且将老教师询问的详细情况全部告诉了他。维克托·莫里翁先生双脚畸形,这反倒救了他,使他免遭征兵之灾。他靠面包和清水度日,用一百利勿尔的年金来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直到如今,这一百利勿尔便是他的全部财富。他是泰巴伊德的隐士,真正的沙尔特勒修会修士。他信教么?……不,他从来不去望弥撒。 一个只会想象得出早晨或晚上,睡下时或醒来时需要什么才能作出人称之为“空中楼阁”的那种美妙梦幻的人,他设想的甘甜而虚假的生活大概要比真实而令人厌倦的生活光辉灿烂一千倍。这几句话也就把维克托·莫里翁的全部历史囊括净尽了。怪僻的人总是竭力从空房子中走出去,总是抱怨生活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重大事件。而从作者的这一小传中,既找不到什么业绩,也找不到什么冒险经历。他已经过了五岁,七岁,十五岁,二十五岁,三十九岁,他那不为人知的充实、清澈透明而又深邃的生活,犹如平静的湖面,还没有被一块投进水中的石块搅乱。千万个形象映在湖面上,暴风雨来临时,湖上也卷起巨浪。一言以蔽之,用莱布尼茨那句精彩的话说,这个人的心灵是“与宇宙同心的一面镜子”。 比埃先生,就是那位与莫里翁先生相遇的心灵高尚、令人尊敬的老教师,不断鼓动他到旺多姆学校去学习。德·韦讷先生则不赞成。说不定今天看来,德·韦讷先生对他这位青年朋友怀有的那种豁达而自私的情感是有道理的。不论怎么说吧,反正最后是比埃先生战胜了这个幼稚的心灵。在旺多姆学校为莫里翁先生设了一个东方语言教席,于是他可以不大受干扰地尽情从事他无比热爱的研究和冥想了。 比埃夫妇并不富有,但是十二年来,他们时时刻刻、持续不断地对本书作者给予最崇高的教导。请允许我向这一恩德致敬。他们就象照顾一个孩子一样照顾本书作者。特别是比埃太太,因为长期以来莫里翁先生家中食物匮乏,又没有什么社交娱乐,她精心关照,让莫里翁先生享受到社会文明的这些成果。他的心不在焉,常拒这些成果于千里之外,而智力的发展却与这些成果带来的好处是紧密相联的。 不过,比埃夫妇见到大量的知识和重大的研究一直毫无用场,总感到十分遗憾。本书作者关于象萨图恩①那样使用思想的见解,他们并不怎么赞同。终于,他们高兴地见到此后不久这项坚忍不拔的研究走上了他们期望已久的方向。请诸位原谅他们将又一个作者扔进了文学圈子。希望看见他们收养的孩子运气更好一些,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他们在考验的关键时刻,还怀着呼唤成功的朴实和天真,希望巴黎的公众对于他们钟爱的对象、他们认为才华出众的人怀着与他们同样的感情,他们忘记了一个小圈子里的英雄人物,并不象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一样,走到哪里总是带着自己雕像的底座。 一部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②偶尔落入维克托·莫里翁之手,他对这本书沉醉入迷,而且参透了这本书的奥秘。他肯定自己不止一次见过与汪巴、葛尔兹、达迪·拉特和卡莱布一样、有时甚至更奇怪的人,他对中世纪各朝各代的风土人情那么熟悉,就在他读完这部作品的当晚,便给比埃夫妇讲了一个故事,故事中放进了勃艮第公爵和国王查理六世,而且讲得那么逼真,比埃先生又大吃一惊。维克托·莫里翁先生模仿动作,描绘贵族大老爷的华服,勾勒出教育界、平民、警卫官、雇佣兵、教会人士,刻画巴黎的生活习惯以及名胜古迹、底层民众及其放荡不羁,他讲得那样绘声绘色,以致比埃夫妇二人一致鼓动他阅读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以便沿着这个人的足迹前进。比埃先生还说,要“谙熟这类创作的诗意及规则”,比埃先生的思想属于古典派。比埃先生还补充说,“这么一本书,很可能会挣来二百埃居的!……”,他认为这一定会给他的寄宿生留下深刻印象。 ①萨图恩,罗马神话中的农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属提坦巨人族,传说是宙斯之父。 ②这部小说便是《艾凡赫》。 不管怎么说吧,比埃太太在莫里翁先生耳边总是叨叨这一套,结果他真的开始将他的梦幻付诸笔端了,这可叫这座城市里对他表示关切的人乐开了怀。只有德·韦讷先生一个人表现出怀疑,他发现那些鼓动莫里翁先生的人,其意图中有虚荣和吝啬的情感,他的年轻朋友绝不会是他们的同谋。他常对本书作者说: “这是些为了采花才种花的人!” “可是比埃太太总是折磨我!我写作纯粹是为了叫她高兴!”莫里翁先生天真地答道。 德·韦讷先生耸耸肩膀,向他郑重表示,在这件事情上,他本人不会进行任何斡旋。他又补上一句: “如果只是为了钱,不是可以来找我么?……” “我不是有一百二十利勿尔的年金么?……”莫里翁先生惊讶莫名地又道出这句话。 我们这里发表的作品是莫里翁先生最早创作的一部。结束这篇告读者时,我们认为向大家公布莫里翁先生的几点感想,不会毫无用处。这些感想摘自作者写的一封信。因为作者拒绝写这篇前言式的文字,为了设计出一篇符合他的思想类型的前言文字,并点染上他熟悉的色调,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这封信的一些片断。我们曾经受人之托给他写信,以向他说明他从事的大业具有什么危险性,这种情况对莫里翁先生来说已不足为奇。使用我们名字的可敬人士,也终于在这件事情上给了我们补偿。 他给我们回信说,“我不相信一个民族会不公正到把以本国历史和大自然作为创作主题的勇士,当成是模仿者加以拒绝,因为他将尝试着用新近被认可的形式处理这些主题。 据我所知,在德国,批评家们说歌德先生将只是莎士比亚的拙劣模仿者,而这并不曾使歌德先生停笔。《作诗狂》、《讼棍》①、《赌徒》②等等,难道不是因为仿照莫里哀喜剧体系创作而偶然成了名作的吗?创作第二首四行诗或第二首牧歌的诗人,难道没有那种可怕的思想负担,认为这是走在别人开辟出来的道路上么?一个人将自己的创作封闭在人们称之为体系、风格、流派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新圈子里,由于不能将他的双重天性集于一身,产生的必然结果便是不能进行创造。对于希望描绘真正的景物、华服和人物的人来说,难道有什么“流派”么?难道因为特尼埃③表现了吸烟、喝啤酒的荷兰民众,就禁止另一个画家表现那不勒斯下层民众收葡萄归来么? ①拉辛于一六六八年创作的三幕诗体喜剧,主题取自阿里斯托芬的《胡蜂》。 ②勒加尔于一六九六年创作的五幕诗体喜剧。 ③此处不知指特尼埃父子中哪一个,老特尼埃(1582—1649),弗朗德勒画家及版画家;小特尼埃(1610—1690),历史、风俗、肖像画家及版画家。 总而言之,要说慷慨豪爽、能歌善舞、天性快活而又爱打架斗殴的法兰西在哪些方面会与奸诈而又毫无诗意的英国相似,简直就等于说一只公鸡不是公鸡,而是一只狐狸。至于我本人,各位先生,我并不打算以任何方式攻击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天才人物,他了解人心。虽说他的竖琴上缺几根能歌唱爱情的弦,他向我们表现的爱情全是一出场就有,而从来没有表现过爱情怎样产生,怎样成长。但在他的画笔下,历史变得很驯服。读过他的作品以后,人们对于一百年的历史了如指掌。他使人忆起这一百年的精神,只用一个场面,便表现出一个世纪的天才人物和面貌。不过,作为一种体裁的创造者,我想到尚福尔的某些对话,皮戈-勒布伦①的几页书(人们对他是不大公平的),安娜·拉德克利夫、塞万提斯和博马舍的一些描写文字,看梵·迪克②的一幅画。这幅画在精心选择的身体形态下表现查理一世,设想巧妙的系列在他手指之下变成了苏格兰乌木家具商人色彩丰富的细木镶嵌。他的风格就象一幅成功的镶嵌画。画家本人要比工人高明得多,他留下了不少精彩的油画。颜料放在那里,谁都可以用。因为,归根结底,人只能调动自然的作用,而构成天才人物的条件,便是他比别人感觉更敏锐。 ①皮戈-勒布伦(1753—1835),法国作家。 ②梵·迪克(1599—1641),弗朗德勒画家及雕刻家,一六三二年在英国定居,国王查理一世对他恩宠倍加。一六三五至一六三六年,他创作过几幅查理一世肖像,有的骑马,有的打猎。 各位先生,你们的担心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与你们期待的完全相反。我对题辞深恶痛绝。用一句巴黎话来说,这种玩意让我倒胃口,但我希望向模仿提出挑战,一方面我注意不让这些题辞向读者宣布任何东西,一方面我又将这种奢侈推到可笑的程度,这是我用以妨碍我的叙述的最初也是最后的题辞。 各位先生,这些感想可以向某些倨傲的人证明,我以怎样的放肆无礼避开了大人物的所有幽灵以及各种可恶的顾忌。人们喜欢用这些顾忌去包围想象力不强的人。我将所有这些著名的死者和已经获得的名望朝批评家的头上扔过去。 他们希望用已获得的名望闷死活人。不过,罕见的、为人所不知的聪明人还是有几个的,和他们在一起我除了可以享受发挥想象力的快乐,没有其他的好感。他们应是非常高尚的人,无法设想他们生活的时代中那些普普通通的需要,他们会摈弃这永恒的四卷书。最高尚的思想被窒息,死在这四卷书中,就象贵族在民众人流中感到窒息一样。本书的题辞便是献给他们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一次可是达成一致意见了,即最宏伟的构思也可以压缩到一页纸上。至于那些嘲笑这类创作的人,提出进行这类创作的秘方的人,总之,至于所有的批评家,他们给我提意见,可以在我的空中楼阁里找到我。那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我谦恭的蔑视正依赖于此,我会朝他们的耳根子吹口哨,吹我那托比·项狄上尉大叔①的一曲Lillaburelle②。 ①托比·项狄是英国作家斯特恩的《项狄传》中主人公的叔叔,他是一个退役军人,专爱回顾、研究他所经历过的战役、工事和火器。 ②紫丁香。 一个人认真地致力于使每个人掌握本国的历史,通过再创作的趣味使历史变得家喻户晓,通过书籍的吸引力,鼓起研究历史的兴趣。书籍首先将满足当代文明创造出来的一种重又兴起的需要,正如给身体营养一样,也需要给精神以营养,一个人尽力用营养更丰富的菜肴去照应这种饥饿,试图将风俗画提供给对拙劣的绘画感到厌倦的想象力,在这些风俗画中,民族历史通过我们的风俗和习惯所无视的事件描绘出来;全民对于王室的不睦、封建势力的挣扎或民众的报仇雪恨所感受到的反冲,此人试图使每一个聪明人对这些都感受得到并且熟悉起来;此人试图让大家看到为个别人利益而成立的法律机构、转瞬即逝的需要或者矛盾重重的王政体系和封建体系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此人极力通过民众勾画出国王的轮廓,通过某些更强烈地打上自己思想烙印的人物形象勾画出民众的轮廓:此人极力描绘出多少世纪生活的无数细节,使人对于由大规模的宗教狂热引起的动荡产生一个概念,总而言之,再不要将历史当作一个停尸房,一桩故事,民族的户籍簿,一具编年的骨架。这个人大概要走过漫长的路程而不在乎别人的大呼小叫,直到为别人所理解。如果他从几位忠实朋友的言谈中听出这个任务并非他所能胜任,他会放弃这个计划。既然他已经有了着手干的勇气,他也会有勇气意识到,伟大的思想、强烈的愿望,并非总能产生实干的天才。 他开始写作的这部悲喜剧所含的历史,规模相当庞大,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宗旨相当高尚,足以不受指摘。该历史包含的教益,与经典的克利俄①的教益相比,同样崇高,却不那么枯燥,可能更入木三分;正如一些勇敢的年轻人的作品一样,他的作品有权受到公众的高度评价。这些年轻人,跨过千难万险,研究我国历史最黑暗时代的时代精神,试图重新找到为僧侣所掩盖,为贵族所歪曲的真相,为那些怀着更大胆的想象来雕塑和装饰历史丰碑的人打开了道路,而他们自己则为这一丰碑奠下了基石。 ①克利俄为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之一,主管历史。 外省的孤独与寂寞,我为自己高兴而养成的在丰富的想象中创造人物和事件的习惯,顺利进行的漫长的历史研究,促使我开始写作一部巨著。这本书只是第一层砖石。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其缺陷:我有一种嗜好,就是非在一幅画四周长时间徘徊够了,非从各个角度如拉伯雷所说,“象狗啃一块带骨髓的骨头一样”将这幅画舐够了,才会离开这幅画。我没少与这种偏向作斗争。所以,想象力丰富的人定会责备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推测的余地。不过,这个缺点可能属于我们的新派文学,因为我们喜欢自己证明这些想象有道理。新派文学只有细节的巨大真实。而形式的完美,理想化,是内涵丰富、笔触却轻轻一点的优美作品的长期凝结过程,这却是我们所无法企及的。在这种体裁中,格局已定。 总而言之,通过发表《好汉》和《点火棒上尉》,我很快就会知道我仅仅是个乡村乐师,还是能与你们的音乐相般配的艺术家——只要有一个良好评价就会给我带来一些声誉,哪怕我穷愁潦倒。乡村乐师应该与拉丰①、巴约②和雅诺维克③式的人物学习一样的学科内容,而在这里,学科便是几千册相互矛盾的历史书籍,内容便是各种人和事,便是转瞬即逝的各种式样的服装,加上每一件大事的新词,家具及建筑,变来变去的法律条文,风俗习惯,总之,即使为了一部很平庸的作品,也必须大量阅读,研究,思考。虽然我距离你们称之为巴黎的政府机器中心遥远,我也知道各届内阁给戏剧意识发展带来的障碍,归根结底,各届内阁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应该给我们自由。这些障碍迫使不少人采取我采取的这种创作方式。我希望,虽然我没有很大的名气,你们大胆印刷的书籍,在那些好心对我发生兴趣的人的头脑中,不会损害我的形象。说不定我也不会损害人们对我付出的劳动所产生的概念。这些秘密创作,只是为我的后宫妻妾快乐而作,我把它们交给这些欣悦的灵魂,她们和我一样,将自己的愿望当作现实。在我将这些创作交给公众的时候,如果在我居住的微不足道的范围内能够取得成功,那便是我此时所期望的唯一的安慰了。此外,我心中的女儿们,你们想到哪里,就去哪里好了!我已经这样长久地占有你们,你们完全可以进入流通了。对我来说,你们是已经熄灭的焰火,我厌恶你们!就象那个终于下定决心将自己的郁金香卖掉的荷兰人一样,最美的郁金香将永远留在我的珍宝中。 ①拉丰(1781—1839),喜剧演员,主要是小提琴家。 ②巴约(1771—1841),小提琴家。 ③雅诺维克(1773一1838),大提琴家。 我们相信,就一个是否有价值还成问题的作者提供这些材料,揭示出这样不为人知的思想,表现出艰难而又值得尊敬的处境,那些关心文学发展、寻找人才、估量有没有希望、手中握着成功却只是很有节制地授予别人的智者,对此大概不会无动于衷的。对这些慷慨大方的人来说,揭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一项义务。只有他们能无私地完成阅读一本书的任务。他们与作者倾心交谈,洞悉他的秘密,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哪怕是一段描写,是无目的而设的,他们具有使德国人生机勃勃,使他们常常数次询问作者思想观念的那种充满信心的耐心。我们对他们怀着无限的感激。如果这些高尚的人,文学的高级法官,偶然地在这里只不过拯救了一个猴子①,将来再把它扔在海里淹死亦是易如反常的事。 ①法文中,猴子亦指丑八怪以及模仿者。 与这部作品同时送给我们的还有另一部严肃认真的作品(《点火棒上尉》),主题取自十五世纪最动荡不安的年代。我们选择了《好汉》,这部书包括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在我们看来,大概能引起更大的兴趣,将来与《点火棒上尉》中的重大事件也会形成对照。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发生的内战,一个是在乡村,一个是在巴黎城内,形成两幅可以相互对照的图画,公众将会对二者作出评判。 “十六世纪的工人,”作者对我们说,“送上两件自己的代表作以期被接纳进入行业公会,是从不会受到责备的。” 一些笨伯们总是对厌倦了的听众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一定会使你们发笑的故事。”现在,出版家强烈希望自己不会被归入这样的笨伯之列。 《舒昂党人》初版导言① (1829) ①这是一八二九年三月乌尔班·卡奈尔书屋出版的四卷本《最后一个舒昂党人或一八〇〇年的布列塔尼》的导言。一八三四年第二版时书名改为《舒昂党人或一七九九年的布列塔尼》,也刊有此导言,稍有变动。一八三六年第三版,是第二版未售出之书。 作者将当代历史中最重要、今日看来亦最微妙的部分选作自己作品的主题,他认为必须在此郑重声明:本人绝无使当时的见解或有关人物受到嘲笑或蔑视的用心。他尊重人们的信念。书中大部分人物他都不认识。如果事实本身在说话,而且说得非常响亮,这绝不是作者的过错。这些事情,作者既没有编造,也没有暗示。这个类似舞台的地方,是作者能够有思想自由将悲剧真相和盘托出的唯一地方。他在这里所表现的一切,丝毫不曾求助于自己的想象。在这里,国家就是国家,人就是人,话是原话。书中的事实,无论是复辟时期各个时代发表的回忆录还是法兰西共和国,都没有否认这些事实。只有帝国将这些事实掩埋在书报检查的黑暗里。要说这部著作在拿破仑治下大概不会见天日,这是给公众舆论增光,是公众舆论给我们争得了自由。 作者试图表现一个富有反面教育意义的重大事件,在大革命时期这种事件是屡见不鲜的。 几个有关人士出场,规定作者必须严格准确地描绘出他们的外貌,而且只允许他有画家的那份激情:那就是很好地展示肖像,布光显得自然,极力使人相信人物是活的。但是,对“准确”这个词需要解释一下。作者并不认为这意味着承担了干巴巴地罗列事实的义务,以便表明直到何种程度上人们可以使历史达到成为一具每一块骨头都细心地编上了号码的骨架。时至今日,历史在其书页中展现的重大教益理应变得家喻户晓。按照几年来一些天才人物遵循的这一体系,本书作者试图将一个时代和一个事件的精神实质写进这本书中去,宁原写争论,不要写记要,宁愿写打仗,不要写战事公报,宁愿写戏剧,不要干巴巴叙述。所以,这一挑起全民族不睦的历史时代中的各个重大事件,哪怕再小,也没有一件被忽略;鲜血染红了那么多如今已平静下来的土地的灾祸,没有一样被遗忘。在这里,所有的人物都将看到自己,正面或侧影,在暗处或在明处;在这里,哪怕是最小的不幸都在起作用,或基本上在起作用。 然而,出于对许多人的尊重——用不着指出他们社会地位很高,且奇迹般地又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作者细心地冲淡了许多事实的可怕程度,特别是没有指明教士在这些有害无益的事件中应负的责任。这种小心翼翼和尊重的感情是在阅读西部几处革命法庭的诉讼案卷时产生的。法庭的辩论虽然简要,却充满了合法的证据,但要把这些合法证据拿出诉讼档案保管室则会令人不快,虽然对数个家庭来说,某些判决已经变成了忠心耿耿的证明和光荣称号。 赋予“最后一个舒昂党人”的性格,既含敬意,又是祝愿。这表明了作者对其信念的尊敬,因为作者也充满这些信念。如果某些细心人打算追究这位倒在共和党子弹下的崇高受害者是谁的话,他们必须在好几个因领导一七九九年暴动而伏法的绅士中去挑选。不过,虽然一位年轻爵爷的个人品质以及一位熟悉这些事件的老者就几位首领给作者提供的情况都已用于完善这“最后一个舒昂党人”的性格,作者仍然不得不在这里承认:真正的首领与本书的主角并不完全相象。 作者希望这样揭示出作品的小说写法部分,会有助于读者辩认出事实真相。 上述政治考虑曾经鼓动作者将自己的真实姓名署在这部作品上,而对一个人第一部作品的那种十分合情合理的戒心又劝他隐藏起自己的真名实姓。从文学方面,他考虑到,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把匿名作为逞威的伎俩,说不定如今在一本书上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倒是谦虚的表现了。 至于书中的传说,他并不认为新奇,卷首的题辞可以作证,但是不幸这却是真实的。唯一的差别是,事实真相非常丑恶,在书中进行了四、五天的大事,事实上只发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真正的灾难发生得飞快,这一点可能冲淡得不够,然而事件的性质承担了责任,作者应受到原谅。 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对这出戏中几个演员的命运还不知晓,所以隐去了几个真名。这种小心谨慎的作法,乃因事情微妙所致。同样,对地点也采用了这种作法。 富热尔区对作者不会采取敌意并谴责他将该区作为重大事件的发生地点,实际上这些事发生在几法里①开外的地方。 ①指法古里,一里约等于四公里。 选择舒昂党人的摇篮之一和这些美丽的地区中最富有地方色彩的地点作为《一八〇〇年的布列塔尼》的典型,岂不是很自然的么? 不少风雅人士和小情人一定会为作者没有将他们写成舒昂党人和共和派士兵而感到遗憾。这些共和派士兵穿衣说话都象悲剧《阿勒吉赫》和喜歌剧《阿泽米亚》中的野蛮人一样,与地地道道的野蛮人有些相似。但是比起要给事实真相披上一件长袍这个问题来,作者需要解决更严肃的问题。 国内所有的朋友都衷心祝愿布列塔尼人提高身心健康水平,但愿这部作品能使之更显成效!内战不再在那里肆虐已将近三十年,愚昧无知却依然如故。农业,教育,商业,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前进一步。在那里,乡村的贫困与封建时代相称,迷信代替了基督的道德观。 布列塔尼人性格固执,对实现最好心的计划构成最大的障碍。布列塔尼的繁荣不是一个新问题。拉夏洛泰与德·埃吉翁公爵争讼的实质正在这里。①人们的头脑飞快地朝着革命演变,时至今日仍阻止对这场著名的诉讼重新进行审议。但是,当真理之友对这场争斗加以某些阐明时,呈现出来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历史面目,就与当代人的见解赋予他们的面貌截然不同。可能只想为国库和王国的利益作好事的一个人,他的民族爱国主义撞上了对知识进步颇为不利的狭隘地方爱国主义。大臣是对的,但他是压迫者;受害者是错的,但是他戴着枷锁。而在法国,慷慨大度的感情甚至会使理性窒息。不论是对真理还是对谬误而言,压迫都是可憎可恶的。 ①拉夏洛泰(1701—1785),布列塔尼省总检察长;埃吉翁公爵(1720—1788),布列塔尼省省长。二人争讼的结果是拉夏洛泰被判监禁,所以下文“受害者”应指拉夏洛泰。 德·埃吉翁先生试图拆掉布列塔尼的藩篱,引进小麦种植以便给布列塔尼地区面包吃,在这里规划出道路,运河,在这里让人讲法语,使商业和农业更加完善。一言以蔽之,在这里为绝大多数人栽下小康生活的胚芽,为所有的人撒下光明:这就是采取这些措施会产生的长远结果。而由这一想法便引起了这场大辩论。这个地区的前程变得大有希望了。 可是受害者为各种弊病、无知、封建主义、贵族阶级辩护,他呼吁宽容只是为了使本地的弊病万古长存。多少善良的人们听到此事该多么惊异!在这个受害者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他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以恢宏大度的声音,宣布最有益的原则;一个是布列塔尼人,将古老的成见看得那样宝贵,以致与塞万提斯笔下的英雄一样,每当涉及医治布列塔尼的创伤时,他便十分雄辩而又坚定不移地胡言乱语起来。有几个人新近自称要保护这个可怜地区的无知,布列塔尼人拉夏洛泰便认为找到了继承人。可是凯拉特里①先生在人的荣誉上也代表着另一个拉夏洛泰,结果这位鼎鼎大名的布列塔尼人的形象只能用议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来重新塑造。 如今,一八二九年,一家报纸报道,一支由布列塔尼人组成的法国军队在南特登陆,他们曾穿过法兰西并占领西班牙,却没有一个人会说一句法语或西班牙语。那是流动的布列塔尼,象高卢部落一样横扫欧洲。 这就是德·拉夏洛泰先生战胜德·埃吉翁公爵的结果之一。 作者发表的评论到此为止。这一评论既不能够进入本书,要发挥下去对于一篇导言来说篇幅亦嫌过长。 如果继这一切政治和文学的credo②之后,某些具体的考虑可以找到位置,作者在此通知读者,他已经试图将一个小小的排字手法引进我们的文学中来。英国小说家通过这个手法来表示对话中的某些意外。 ①凯拉特里(1769—1859),《法兰西邮报》的记者,复辟时期成为自由派议员,路易-菲力浦时代成为议院副议长和贵族院议员。 ②拉丁文:信念,信仰。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物经常作一个手势,流露出一种面部表情,或者在同一个句子的这个词与那个词之间,在两个句子之间,甚至在似乎不应该分开的几个词之间,加上一个轻微的头部示意。直到现在为止,这些谈话的细处都被抛弃了,读者感觉不到。要猜透作者的意图,标点符号对读者来说帮不了太大的忙。总而言之,代替了许多事物的句号,由于某些作者最近以来的滥用,已经完全丧失了威信。所以,普遍地希望对口头阅读的情感有一种新的表达法。 “——”这个符号,在我们国家,已经用在道白之前。在这种困境下,我们的邻居那里,用这个符号来表示这些犹豫、手势、停顿,这些东西给一段对话增添许多忠实感,读者读起来便觉得更加抑扬顿挫,而且也比较舒服了。 为了给大家举个例子,作者可以来这么一段独白: ——印得匆忙,在我这本书里留下了错误,我本应弄一个勘误表的。可是——谁会看勘误表呢?——没有一个人会看。 一八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于巴黎。 《舒昂党人》第四版序言① (1845) ①这是一八四五年出版的《人间喜剧》第十三卷的前言。后来的菲讷修改版上,即保存在尚蒂伊的巴尔扎克自留书上,作者将这个序言取消了。 这部书是我的第一部著作,成功姗姗来迟。因我忙于自己那庞大的事业,这部书在其中占的地位极小,我无法以任何方式来保护它。今天,我只想指出两点。 布列塔尼经历了作为本书情节基础的那个事件。但是在本书中发生在几个月内的事,实际上二十四小时就完结了。对历史,除了这一富有诗意的不忠实以外,本书中的所有事件,甚至极小的事件,都完全出自史籍。至于描写,都是精雕细刻的真实。 作者的文笔,起初晦涩难懂,错误很多,现在已经臻于完美,作者可以拿出自己的著作,不至于太不满意了。 在我准备创作的“军事生活场景”①中,只有这一部已经完成,它显示了十九世纪内战的一面,即拥护者的一面。另一部分,正规的内战,将是《旺代党人》②的主题。 ①最后在《人间喜剧》中,“军事生活场景”只有两部书:《舒昂党人》和《沙漠里的爱情》,但在一八四五年的目录里,宣布这个“场景”中有二十五部作品。 ②《旺代党人》的选题计划宣布了多次,但从未写作过。这一段落明白地显示出巴尔扎克的意图,就是他要指出旺代战争与舒昂党人起义二者之间本质的不同。作者对旺代精神是赞成的,但是对于他在一八二九年的小说中对舒昂党人的严厉评判,基本上没有改变看法。 一八四五年一月于巴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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