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旅馆(10)_巴尔扎克

十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于这个声音，可怕的呻吟传进我们的耳朵。银行家的妻子急忙向我们跑来，把窗户关上。

　　“这是为了避免出事。”她对我们说，“假如泰伊番小姐听见她父亲的喊声，她很可能会歇斯底里的。”

　　银行家回客厅来找维克托莉，低声对她说了句话。少女立即叫了一声，向门口奔去，不见了。这个事件引起很大骚动。牌局都停了下来。每个人都在向邻座打听。低语声渐渐变大，一群群人聚集在一起。

　　“泰伊番先生难道自……”我问。

　　“自杀了！”我那爱挖苦人的女邻座说，“我想，您会高高兴兴地给他戴黑纱吧？”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个可怜人得了一种病，”女主人答道，“这种病的名字布鲁松先生常对我说起，我却仍是记不住。他刚才是旧病复发了。”

　　“这是属于哪一类病症呢？”一位预审推事忽然发问道。

　　“哦，那是种可怕的病痛，先生。”她回答说，“医生们也无药可施。那种痛楚看来是刻骨镂心的。有一天，这个不幸的泰伊番在我的田庄逗留的时候发作过一回，我不得不躲到邻居家去，免得听见他的喊声。他发出可怖的叫声，想要自杀。她女儿当时只好让人将他绑在床上，给他穿上疯人的紧身背心。这个可怜人以为脑袋里有些动物在吸他脑髓，每根神经都一阵阵地剧痛，象被锯子锯，又象被猛力牵扯。他脑袋疼得那么厉害，连为了减轻这种疼痛而做的艾灸也感觉不出来。但他后来聘请的医生布鲁松先生不主张用艾灸，他认为这是种神经性的毛病，一种神经炎症，应当用蚂蟥放在脖子上、用鸦片敷在脑袋上来治疗。果然，发作次数减少了，每年只有一次，在晚秋时节。泰伊番先生恢复健康以后总是不住地说，他宁愿受车裂之刑，也不想再吃这种苦头。”

　　“那他看来是疼痛至极了！”一位证券经纪人说，这是个沙龙里的才子。

　　“噢！他去年差点送了命。”她又说，“他独自去他的田庄办一件要事。也许是由于缺乏救护，他直挺挺地躺了二十二小时，象死了一样。后来洗了个热水浴，才把他救活过来。”

　　“这是不是一种破伤风？”那位证券经纪人又问。

　　“我不知道。”她说，“他害这个在军队里得的怪病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说，有一次他跌倒，一块木片扎进了脑袋。但布鲁松觉得有希望治好他。据说英国人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毫无危险地治好这种病，用的是氢氰酸。”

　　这时一个比先前更加尖厉的叫声响彻整座房子，使我们恐怖得浑身冰冷。

　　“听，这就是我时常听见的喊声。”银行家的妻子又说，“这喊声使我从椅子里惊跳起来，使我神经难以忍受。不过说也奇怪，这可怜的泰伊番尽管受着这样闻所未闻的痛苦，却从来没有生命之虞。而在这种可怕的折磨的间歇里，他吃喝无异于常人，大自然真是无奇不有！一位德国医生对他说，这是一种脑风湿症，这与布鲁松的意见颇为一致。”

　　我离开聚集在女主人身边的人群，陪着泰伊番小姐出去，有个仆人来找她……“上帝啊！我的上帝！”她哭着叫道，“我父亲究竟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上天，使他受这样的痛苦？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陪她走下楼梯，在扶她上车时我看见她父亲在车中弯成两截。泰伊番小姐用手帕掩住她父亲的嘴，想止住他的呻吟。不幸他瞥见了我，他的脸皱蹙得更加厉害了，一声痉挛的喊叫划破空气，他向我投来一个吓人的目光，马车开走了。

　　这席酒宴，这次晚会，在我的生活和情感上产生了痛苦的影响。我爱上了泰伊番小姐，也许恰好因为荣誉感和廉耻心都禁止我与一位凶手联姻，哪怕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使我只要知道在哪家人家能碰到维克托莉，就让人介绍我到哪家去。往往在我对自己发誓不再见她之后，当天晚上我就又在她身边了。我无限欢乐！我的充满幻梦的、惬意的、正当的爱情，带有一种犯罪的感情色彩。当泰伊番碰巧与他女儿一起时，我因向他行礼而看不起自己，可是我仍然向他行礼！而且不幸的是，维克托莉不仅是个美人儿，而且有教养，有才华，有风度，没有丝毫的学究气，没有哪怕最轻微的自命不凡。她言谈极有分寸，性格里有一种忧郁的风韵，使人人倾倒。她爱我，或者至少她使我相信她爱着我。她有一种仅仅为我而发的微笑，对我说话时声音也变得更加温柔。啊，她爱我！但她也爱她父亲，她对我夸耀他的善良、和蔼和高尚。这些赞扬就象尖刀一样刺着我的心。

　　有一天，我差一点成为这桩罪行的同谋，泰伊番家的富裕就是建筑在这件罪行的基础上的：我曾想向维克托莉求婚。然而我逃走了，我旅行去了，到了德国，到了安德纳赫。可是我又回来了。我见到维克托莉脸色苍白，她瘦了！如果我看到她身体很好，心情愉快，我就得救了！可是现在我的情感却异乎寻常地重新猛烈燃烧起来。我担心自己的顾虑变成一种偏执狂，便决定组织一个良心法庭，以期弄清这个有关高级道德和哲学的问题。我回来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于是前天我召集了我的朋友中我认为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我请来了两位英国人，一位是使馆秘书、一位是清教徒；还请了一位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前任部长；两个依然天真无邪的青年；一位教士，是个老人；还有我从前的监护人，他是个单纯的人，他对我所作的监护是法院纪录中最完美的；此外，还有一位律师，一位公证人，一位法官。总之，一切社会舆论、道德实践的代表都请来了。我们先是大吃大喝、高谈阔论、大声喧嚷一番，然后，在上餐末果点时，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隐去了我的意中人的名姓，我要求大家给我一些忠告。

　　“给我出点主意吧，朋友们！”我在结束时对他们说，“象讨论一项法律草案一样，详尽讨论这个问题。我会叫人拿来票箱和选票，你们将完全按照秘密投票的规则投票赞成或反对我的婚姻！”

　　大家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那位公证人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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