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旅馆(11)_巴尔扎克

十一

　　“我要去立一份契约。”他说。

　　酒力使我从前的监护人沉默了，他自己还需要有人监护，以免在回家时发生意外。

　　“我明白了！”我叫起来，“不发表意见，正是有力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席上一阵骚动。

　　一位曾为富瓦将军①的孩子们以及富瓦将军墓签名认捐的财主嚷道：

　　“和道德一样，罪行也有程度之分！”

　　“饶舌鬼！”前任部长用肘弯碰我一下，低声对我说。

　　“有什么使你为难的？”一位公爵问道，他的财产就是在废除南特敕令②时，从那些反抗王命的新教徒那里没收而来的。

　　①富瓦将军（1775—1825），法国将军，曾任众议员，清廉正直，深得人心。死后妻子儿女陷于贫困，全国募捐帮助。

　　②南特敕令，法王亨利四世于一五九八年颁布的敕令，规定天主教是法国国教，同时宣布胡格诺教派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重新迫害新教徒，使许多新教徒逃往国外。

　　律师站了起来：“公爵说得对，在法律上，提交我们的这个案例并不造成任何困难。”这位法律的代言人叫道，“不是有时效规定吗？如果都去追寻我们家产的来源，我们都将落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良心问题。如果您一定要把这事情提交什么裁判所，那就去忏悔所吧。”

　　《法典》的化身说罢坐下来，喝了一杯香槟酒。负责解释《圣经》的人，那位善良的教士站了起来。

　　“我们被上帝创造出来时便已是脆弱的，”他坚定地说，“如果您爱上了这桩罪行的女继承人，您就娶了她，满足于母亲的财产，而将父亲的财产散给穷人。”

　　“然而，”一位无情的爱挑毛病的人（这种人在社交场合并不少见）叫了起来，“那位父亲也许只是因为发了财才结了一门好亲事，他任何微小的幸福不都是这种罪恶的果实吗？”

　　“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判决！有些事情是不能讨论的。”我的前监护人自以为能用一句醉汉的警句妙语来点醒众人。

　　“是啊！”使馆秘书说。

　　“是啊！”教士嚷道。

　　这两个人想法并不一致。

　　一位空论派①站了起来，他曾在一百五十五名选举人里因缺少一百五十张选票而未能当选。

　　①空论派，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君主立宪派，多为大学教师或律师，言论空泛晦涩，玩弄术语，故名。

　　“先生们，这个精神本质的惊人事件乃是社会所面临的极为超出常态的一个事件。”他说，“因而，应取的决定，当为我们良心的即时抉择，一个突如其来的概念，一个有教益的判断，我们悟性的稍纵即逝的细微差别，犹如构成我们鉴赏趣味的电光石火一样。投票吧。”

　　“投票吧！”我的客人们齐声说道。

　　我令人发给大家每人两个球，一个红球，一个白球。白色象征贞洁，表示反对这个婚姻；红球则表示赞成这门婚事。我为了避嫌没有参加表决。我的朋友共有十七人，九票构成绝对多数。每个人都过去将球投入窄颈的柳条篓子。篓子里有编上号码的弹子，当赌客们去摸号的时候，弹子就在里面晃动。我们都被相当强烈的好奇心所激动，因为这种净化的道德感的表决确实有点特别。计票时我发现九个白球！这个结果并不使我惊讶，但我还是决定数一数我的法官里面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数目。这些决疑断难的年轻人恰好是九个，九个人都是一个心眼！

　　“哦，哦！”我暗想，“他们内心都一致赞成这门亲事，而明里却一致反对我去结这门亲。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呢？”

　　“那位岳父住在哪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冒冒失失地问我，他比别人掩饰得少些。

　　“没有岳父了！”我叫道，“以前我的良心清楚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无须你们的裁决。而现在它的声音变弱了，我之所以失去勇气，是因为我在两个月前收到了这封诱人的来信。”

　　我从皮包里取出如下一份讣告给他们看：

　　泰伊番股份公司经理，原军队粮食肉类供应商，荣誉勋位骑士勋章、金马刺勋章获得者，巴黎国民自卫队第二团第一掷弹兵连连长，冉－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五月一日逝世于儒贝尔街公馆。敬请台端参加出殡、祭奠和安葬仪式，仪式订于……

　　……谨此讣闻

　　“现在该怎么办？”我又说，“我将从很广的范围向你们提出问题。泰伊番小姐的地产浸透了鲜血，这是毫无疑义的，她父亲的遗产是块hacelma①。这我都知道。但普罗斯佩·马尼昂没有留下继承人，我也没找到在安德纳赫被害的别针厂主的家庭。把财产交给谁呢？我没有权利透露一个偶然发现的秘密，在一个无辜少女的嫁妆里添上一颗割掉的脑袋，使她做噩梦，剥夺她的美丽的幻想，对她说：‘你所有的钱都沾满了血污。’从而在她心目中再一次杀死她的父亲。我曾经向一位老教士借过一本《良心问题辞典》，但没有在里面找到任何对我的疑难的解答。为普罗斯佩·马尼昂、瓦朗费、泰伊番的灵魂设坛超度吗？我们早已是十九世纪了。创办一所救济院或设置一笔道德奖金吗？奖金会被骗子们得去。至于我们的大部分收容院，我觉得它们多半已经成为罪恶的庇护所了。况且这类用途多少有利于虚名，能否成为一种补过的办法呢？我应当那么做吗？再说，我在恋爱，热烈地恋爱，我的爱情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无缘无故对一个过惯奢华、优雅和充满艺术享受的生活，喜欢在滑稽歌舞剧院慵懒地听罗西尼的音乐的少女，建议她放弃一百五十万法郎家产，去施舍给那些痴呆老头或者假装得了癞病的人，她会笑着掉过头去不理睬我，她的心腹侍女会说我是个恶作剧的家伙。如果在爱情的令人心醉的时刻，我向她赞美俭朴生活的乐趣和我在卢瓦尔河畔的小房子的话，如果我以爱情的名义请她牺牲巴黎的话，这首先是在说谎，虽然是个动机高尚的谎话；其次，我也许会因此失去这个爱好舞会、首饰，并且目前还爱着我的少女的欢心，从而得到个惨痛的经验教训。她会被某个修长俊美、也许还有卷得很好的小胡子、会弹钢琴、会谈论拜伦爵士，而且骑术高明的军官从我这儿抢走。怎么办？先生们，行行好，出个主意吧……”

　　那个正派人，我提起过的那个很象珍妮·迪恩斯②的父亲的清教徒，直到那时为止还未发一言，这时他耸耸肩膀对我说：

　　“傻瓜！你为什么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

　　①希伯来文：血地。指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块地，相传是犹大用出卖耶稣的三十元银币买下的。

　　②珍妮·迪恩斯，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女主人公。

　　[何友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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