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集(181)_梦远书城

一八一

　　中国又有屡兴而不能兴之利二，不能不变而兴之，曰铸钱，曰钞票。金银铜三品，皆所应铸，而铜钱至今日尤坏极矣。重则私销，轻则盗铸，抑亦古今之通弊。惟有就出铜各矿，用机器铸极纯之铜，极精之花幕，而又少轻之钱，则私销无利，而盗铸不能。然钱中有孔，即不啻多出一边，尤宜力求细致机器。造物圆体易工，方形难好。故广东机铸之铜钱，方孔中不甚光净，无以杜刮取铜屑之弊。当改造圆孔，而孔内边外，皆作极细之平行纵线，略如银元之式。至妙之法，又莫如无孔铜钱。无孔积至千，不便提携，势不能不用银元。银元又无孔，势不能不用钞票。故西国钱皆无孔，亦其畅行钞票之微权矣。钞法又银钱兼权者也。国家不行钞，致令票号钱铺坐盗御世之大柄，而持轻重于其间，事之倒置，无逾此者。钱铺更易倒闭，甚至故设骗局，穷民受害无涯。

　　然而犹通钱铺之票者，当世钱实不多，乡间尤窘，不得不赖此几张纸以为转输耳。言者辄引咸丰朝钞事为戒，不知特行之未久，又未免失信，所以难行。若许民纳赋完税皆可用钞，又订造外国精纸精板，自以中国之印印之，令票号钱铺即领用官钞，而严禁其出私票，随设官银行，视国家入银若干，始出钞若干，止求便民，毫无营利之心，原非持空纸以诓民，亦岂有不能行者？况官银行为商务先著，银行既设，商民存款交易必以票为据。是钞票不待行，自不能不行也。

　　从前陕、甘粮台有汇兑之票，可汇银往应解陕、甘协饷之各省，毫不需费。票至，各省由藩库发兑，以代运饷，立意极为灵巧。湖北善后局有台票，准其上缴厘金及诸解款，皆未尝不畅行，且甚便也。钞票于行军，尤有三利：一，便于转运，二，士卒轻于赍带，三，不幸战没，所亡失止空纸而已。日本兵饷半银半币，故亡失甚少，此又亟宜效法者也。

　　凡利必兴，凡害必除，如此十年，少可自立，不须保护，人自不敢轻视矣。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止许海口及边口通商，不得阑入腹地。今无论东西大小各国皆如此，独中国任人入腹地耳。如不见许，即我通商于彼国之轮船亦当阑入彼之腹地，此出洋贸易之船所以万不可少。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援各国之例，加重洋货进口之税。如不见许，即我往彼国之进口税，亦当视他国而独轻矣。

　　去年湖北筹饷，加抽洋油厘金，止加于中国商民，于西人无与，而西人谓有碍其销路，竟不准行，此正苦于无以相报也。但使一国能改约，余皆可议改，如此又十年，始可由富而强，始可名之曰国。治定功成，礼乐可徐兴矣。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十成死工夫，焉能办成一事？平日务当胸中雪亮，眼明手快，穷理尽性，大公无私，权衡数千年上之沿革损益，与数千年下之利弊究竟，调剂五大洲政教之盈虚消长，而因应以为变通，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自我。

　　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众多而聪慧，必将为五大洲三十余国之冠。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为生活，更何至有战事！故今日言治，实有易于前人者。因格致诸理，早经西人发明，吾第取而用之。彼于医学，尤不恤脔割其肢骸，以订中国医书之误。其他大经大法，皆由屡试屡效，考验而得。吾不难亲炙西人，目察其利病以法之也。

　　足下昔言“外洋煤铁向罄，中国之矿未开，他日中国挟煤铁二宗即足制外洋之死命”，是诚然矣。然中国必先自开其矿，以图富强，始能制人。不然，人将夺我之矿以制我矣。西人亦有言：中国譬则富室，千仓万箱，蓄积至厚。即湖南一省之矿，足抵外洋各国而有余。无如四邻环居，皆穷饿乞丐，耽耽垂涎，即欲缄滕固箧，终闭不出，而势恐有所不能。危切之言，不啻箴规我矣。凡事不惮其难，不忧其繁，但当先寻一下手处，虽承群小人扰乱极弊之后，不难掉臂游行，密筹追补之策，以期异日可行。

　　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故西书《物类宗衍》中有“争自存宜遗种”之说，谓万物必争，而后仅得自存以绵延其种类也。以矿务、商务力与之争，即今之下手处，而所以能有此下手处者，岂他故哉？前所言贤才登庸之力，而固无望于今之执政者也。况会匪回匪散勇饿民，行将四起，大乱即在眼前，更何暇及此？然失今则更不可为，又将奈何？曰：前所言者，王道也，无已，则有霸道焉。河西、吴越以保民为心。旁求俊乂，精研格致制造，诸学猝起，与外洋力战，以争一旦夕之命，其胜也或可蒙数十年之安，然而无可必也。凡霸道必不如王道之可大可久，皆此类也。此而又不可得，则惟有自变其学术而已矣。

　　学术可变乎？亦曰复古而已矣。唐虞之际，任农者稷，任工者倕，任水土者禹，任山林者益，任教者契，任刑者皋陶，任礼乐者伯夷、夔，任历算者羲和，皆深明其学。故多世其官职，而群圣之相与咨谋，又不离乎兵刑六府鲜食艰食懋迁有无化居之实事。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为，而别求所谓道者乎？

　　三代学者，亦皆有所专习，切近而平实。自秦变去古法，学术亦与之俱变，渐无复所谓实学，而今则滋甚。即如算学为中国最实之学，中国往往以虚妄乱之，故谈算者必推本《河图》、《洛书》，为加减乘除之所出。不知任举二数，皆可加可减可乘可除，何必《河》、《洛》？夫《河》、《洛》诚不解是何物，要与《太极图》、《先天图》、谶纬、五行、爻辰、卦气、纳甲、纳音、风角、壬遁、堪舆、星命、卜相、占验诸神怪之属，同为虚妄而已矣。必如西人将种种虚妄一扫而空，方能臻于精实。算家又言黄钟为万事之根本，此大可笑。黄钟一律筒而已，何能根本万事？即以造度量权衡而论，十二律吕，谁不可借为度量权衡，何必黄钟？况累黍之法，实迂谬不可行，何能取准？是以从古至今，九州十八省，无一齐而不差之度量权衡，则亦创法者未尽善，虽虞舜不能强同之矣。

　　夫谨权量为王政之大者，奈何不求一定率，而听奸民相欺饰乎？惟法人分地面之天度为四千万分，以其一为度，度定则算立方容积以为量，即以其重为权衡，而权立方之轻重，又可还正乎度，一有差数，夫人可运算得之。中国之度，至分数止矣。彼有佛逆及分厘尺，每分可剖为千百。中国之权衡，至分数止矣。彼有化学天平，每分亦剖为千百。以故通都大邑，僻壤穷乡，出而相较，无不吻合。

　　中国测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间交易尤习用西人之度量权衡。非好新奇，实彼有准而我无准也。天地之机缄，一发不可遏，将尽泄其灵奇，以牖民于聪明之域，其间自有不期变而自变者，此类是也。算术古有九章之说，割立、方田、粟布、商功、均输诸名目，实非本乎自然。疑《周礼·保氏》之九数，初不如此。其说失传，汉儒乃割裂算数以补之。在先郑时已多出夕桀重差诸法，明不止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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