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集(179)_梦远书城

一七九

　　今之原祸始者，必以合肥为丛矢之的。夫日暮途穷，百政废弛，诚足恶矣。然二十年前，有绝大之名奏议，为中国生死存亡之所系，则为请以科举变西学一疏。既格不行，何从得群策群力以自辅？何从使君子自别于小人，而化四百兆无用之废物为有用？更何从有安内攘外建威销萌之一日？合肥聪明人，岂见不到此？故规模虽极宏远，布置虽极周匝，一有边警，即始终主和，亦灼见科举不变，材艺不奋，万无可战之理。

　　此其洞睹几先，力维大局，非后生浅识所能窥观者矣。责人斯无难。我辈匡居逸豫，超然事表，但觉彼之失机后时，而当局者步步荆棘，居高地而不能行其志愿，事变万端，交秉迭赴，实有至难者。独怪其变科举之言既不用，何不以去就争之？争之不得，即奉身而退，不人己两全矣乎！俟至伊藤博文十年变法之诘，张目而不能对。嗟乎！贪位恋权之足以丧身如此，徒枉其才而已。故夫变科举，诚为旋干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或难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变犹不变也。”曰：是固根本之根本，而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有《雎》、《麟》之意，而后可行官礼之法，亦就在上位者言之，何便溥罪天下之人心乎？必谓天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过尊西人而自诬之甚也。西国之治平，岂皆人心正于中国乎？彼独操何术以致此，然则彼性善而我性恶乎？亦彼之法良意美，我无法而已。法良则中人以下犹可自勉，无法即中人以上难于孤存。法良则操、莽无从觊觎，无法即尧、舜终于犹病。且即欲正天下之人心，又岂空言能正之乎？极知今日之祸乱有为人心所召，彼甘心误国者，所谓不待教而诛，虽圣人不能正此已死之人心，然有后来未死之人心焉。无法又从何处正起？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

　　衣食足，然后礼让兴；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孟子谓：“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言王道，则以耕桑树畜为先，无所器则无其道。圣人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岂能遍执四百兆颠连无告之民，一一责以空言，强令正心乎？所谓垂空文以教后世，亦望后之人能举其法以行其教，而空者不空耳。若但空文而已足，则前人之垂亦既伙矣。

　　今之于教何如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贼子矣；后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贼子矣。孟子距杨、墨，而异端不绝于后世；韩昌黎辟佛、老，宋儒又辟佛、老，卒与昌黎、宋儒并存。无他，孔、孟、昌黎、宋儒不幸不得位行权，以施其正人心之法，徒恃口诛笔伐，以为千里金堤而不忧横决，固不免为奸雄所窃笑。然则不变法，虽圣人不能行其教以正人心。此变学校尤为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矣。学校何以变，亦犹科举依于实事而已。

　　夫人心既不可抉取以考察正否，故非借证于实事，尤无从以得其心。中国之经史性理，诵习如故，尊崇如故，抑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观其他，不当别翘为一科而外视之也。即考据词章八股试律，亦听其自为之，不以入课程，不以差高下，皆取文理明通而已，以其可伪为也。余不可伪为，自必皆实事。皆实事，则科举之取士也有据，而乡举里选亦无计以遂其私。善夫西法学校科举之合为一也，有择官选士之意焉。有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者依次递升，其材者升于大书院，犹成均也。各守专门之学以待录用，学弗精进，或他过失，依次降之，犹郊遂也。

　　其投考也，即由各专门院长考之，不拘人数，求考即考，一二人可也，百十人可也。不拘时日，随到随考，今日可也，明日可也。所考又皆实事，皆可实验。如考算学即面令运算，船学面令驾船，律学面令决狱，医学面令治病，汽机学面令制造，天文、测量面令运用仪器。众目昭彰，毫无假借。中式即面予证书，差其等第，以为名称，如中国举人、进士之类，其有殊尤，立即报明擢拔。

　　考政学文学者官内部，考算学理财者官户部，考兵学者官海军陆军部，考法律者官刑部，考机器者掌机局，考测绘者掌舆图，考轮船者航江海，考矿学者司煤铁，考公法者充使臣，考农桑者列农部，考医学者入医院，考商务者为商官。余或掌教，或俟录用，或再考。每国大小公私书院学塾多至十数万区，少亦数万。学某学即读某门专书，而各门又无不兼有舆地之学。又有兵学校，凡兵均令读书。又有瞽学校，制凸字书令扪而读之。

　　凡子女生八岁不读书，罪其父母。又有五家连坐之法，一家不读书，五家皆坐罪。故百工商贾农夫走卒，无不读书。又有女学校，故妇女无不读书。由是小儿得于母教，方七八岁时，即知地为球体，月为地之行星，地为日之行星，地自转而成昼夜，地绕日而有寒暑，地凡几洲，凡几国，某国与我亲，某国与我仇，及其广狭强弱，均已晓其大概。至于品行心术，固无法以考验，实即寓于诸学之中，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观其他。苟其不端，亦决无能善其事而不败露者。

　　况有警察官吏举刺之，有上下议院评论之，又有浓赏厚罚驱其后，复何忧不得人哉？中国之考八股，于品行心术即又何涉！岂惟八股经史性理考据词章凡可伪为者，其无涉犹八股也。顾亭林悼八股之祸，谓不减于秦之坑儒。愚谓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即为坑儒之坑。惟变学校变科举，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实求，使贤才登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且由此进变养民卫民教民一切根本之法，而天下之人心亦以正。根本既立，枝叶乃得附之。夫何忧顽钝贪诈，夫何忧洋务之无效？

　　或又难曰：“天下大局，已溃裂至此，所谓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骎骎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欲毁约又已无及，虽变法庸有济乎？”曰：是难言也。吾独惜夫前此数十年宽闲之岁月，不计此，不为此。见日本之变法而兴，可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矣。犹不思效法，反议之诋之笑之咒之。初通商之不变，尚曰不识中外情形也；庚申可变矣，庚辰可变矣，乙酉可变矣，而决不变。迄乎今日，奄奄一息，自救不遑，顾不度德，不量力，张脉偾兴，忽起而与能变法之日本战。如泰山压鸡子，如腐肉齿利剑，岂有一幸乎？初闻湘军之见敌即溃也，心虽哀之，未尝不窃喜吾湘人之骄从此可少戢矣。

　　既而其骄如故，“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吾何暇计外洋之欺凌我、虔刘我哉？责己而已矣。《春秋》之法，责贤者备，彼甘心误国之臣，既非贤者，责又将别有所在，则事之不可为，夫亦亡国之士与民为之也。何则？今日误国之臣，即前日之士民；今日之士民不变，他日又将误国矣。虽然，吾所云变学校，变科举，凡以为士与民，化其桀骜，而登庸其贤才也。贤才登庸，正如西人所称联合力，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能有为者，固不在大，此其浅祸也。赔兵费二万万两，又议增三千万两，其祸较深。括尽中国之民财及于妇女之环珥，恐犹不足取办。不足取办，则威海之倭兵永不得撤，五十万之岁饷永不得停，子金又日孳而日重，势不得不假赀于西人。西人更因而盘剥之，重息也，质地也，抵押海关也，皆所不免，而吾益不足取办。子金之日孳日重，负西人无异于负日本，积累既久，虽割地割海关犹不能偿。统筹全局者，所以必首先从事于此。若无内国债可举，而择祸莫如轻。莫如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是犹有办法者也。至于遍地通商，免税免厘，兴创机局，制造土货，其祸之烈，直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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