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集(167)_梦远书城

一六七

　　且彼抑知天下之大患有不在战者乎？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坏于此。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则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一战能了者乎？向令战胜日本，于中国全局初无裨益，转恐因以骄贪，而人心之疵疠永终于深痼。故败者未必非幸，和者尤当务之急，但不当败至如此地步，和至如此地步，虽有善者无如何耳。

　　（今之策士动曰防海，不知曲折逶迤三四万里如何防法。既无铁路使调度灵便，即应有海军可南可北，首尾相应，练一军而固数省之防，使数万里海面不致尽为敌有，如围棋所谓活着，今又亡失于非人，将从何处防起耶？于是有练民团、渔团之说，此以张疑兵助声势可耳，若责令当大敌，匪惟不情，抑近儿戏矣。有弃海口海岸专防内地内江之说，此殆以为洋人止能水战，亦不识夷情之至矣。

　　洋人尤善于陆战，有正有奇，能谋能勇，苟得我之海口海岸，所谓狧糠及米，而内地内江又化为海口海岸之形矣，然则又将弃之耶？故无铁路、无海军直是无防法。且彼又不必真与我战也，率数艘铁甲，今日北洋，明日南洋，后日闽、广，乍离乍合，倏去倏来，止游弋而不接仗。彼所费无几，而我必倾天下之财力以为防，防密即退，偶疏又进，一夕数惊，蹈瑕乘隙，不一年而我无有不疲极而内乱者。此亟肄多方之故智，楚之所以灭亡也。今倭人专定数地，明目张胆，与我接仗，犹其老实易与处。若夫西人，则更不须亟肄多方也。岁取中国八千万，视国家所入犹赢一千万，且无国家之费用，是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作中国之皇帝；况和约遍地可通商免厘，可造机器，可制土货，各国必援利益均沾之说，一体照办耶？迨至膏血竭尽，四百兆之人民僵仆颠连，自不能逃其掌握。

　　陈伯严之言曰：“国亡久矣，士大夫犹冥然无知，动即引八股家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知道尚安在，遑言变不变耶？”窃疑今人所谓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虚而已矣。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无车马则无御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又曰：“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

　　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驭是器之道安在耶？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抑亦暴秦所变之弊法，又经二千年之丧乱，为夷狄盗贼所羼杂者耳。于此犹自命为夏，诋人为禽，亦真不能自反者矣。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至于可知于百世之后者，虽西人亦不能变也。昧者辄诋西人无伦常，无伦常则不相爱不相育，彼吞此噬，人类灭久矣，安能至今日转富强乎？

　　夫伦常不自天降，不自地出，人人性分中所自有者也。使无伦常而犹有今日之富强，则圣人之设教为由外铄，我如骈拇枝指矣，而彼此有见为异者，特风俗所囿节文之有详略耳。又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列于公法，非公法不可恃也。欧洲百里之国甚多，如瑞士国，国势甚盛，众国公同保护，永为兵戈不到之国，享太平之福六百年矣。三代之盛何以加此？

　　尤奇者，摩奈哥止三里之国，岁入可万余元，居然列于盟会，为自主之国，非公法之力能如是乎？何得谓彼无伦常乎？而昧者又以圣人之道私为中国所独有，是又以尊圣人者小圣人矣。圣人之道无所不包，岂仅行于中国而已哉！观西人之体国经野、法度政事无不与“周礼”合，子思子曰：“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虽不尊亲，其人亦自不能不由其道也。盖亦不自天降，不自地出，人人性分中所自有，故数万里初不通往来之国，放之而无不准，同生覆载之中，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是以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然则变法者又蕲合乎周公之法度而已。惟周公之法度自秦时即已荡然无存，声明文物后世无从摹拟，若井田封建宗法又断断不能复，是不得不酌取西人之幸存者，以补吾中法之亡，而沾沾于洋务之枝叶，而遗其至精，一不效，即以为洋务之罪，岂得谓之识时务哉？

　　嗟乎！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或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即变法犹无益也。曰：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何得归罪天下人之心乎？必谓中国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过尊西人而自诬之甚也，西人之富强，岂皆人心之正于中国乎？然则彼性善而我性恶乎？亦彼之法良意美而我无法而已。法良则中人以下犹可自勉；无法即中人以上难于孤立；且即欲正人心又岂空谈能正之乎？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衣食足则礼让兴，故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孟子谓：“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言王道则必以耕桑树育为先。

　　无其器则无其道，圣贤之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而岂能遍执四百兆之人而空责以正心乎？亦第刬除内外衮衮诸公而法可变矣。或难曰：假使尽刬除诸公而易以贤才，而时势已无可为，又将奈何？曰：苟尽易以贤才矣，又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以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凡所谓保护只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却断不可。即十年内与别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帮助，则凡言联络者亦皆应如此。〕一言保护，即无处不当保护，不可如现在浙江之舟山归英保护，天津之铁路归德保护，毫无益而徒资笑也。

　　又请二国居间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更加兵费亦无不可。费如不足，则满州、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且价亦不必皆要现钱，凡铁甲船、铁路之钢条、木板、精枪、快炮及应用之一切机器，均可作抵。

　　于是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大开议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募新加坡及新旧金山之华民以练海军，无事则令运载货物往外洋贸易，既可获利，又得熟习航海。尽开中国所有之矿以裕财源，兼以兵法部勒矿夫，有事则每矿皆有兵。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以兴商务，以练陆军，以通漕运，以便赈济。商务则立商部集商会，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陆军则召募与抽丁，要须并举。其练之也，站炮台，挖地营，今日征调往某处，明日又易一处，无事如临大敌，彼出此归，不使游惰，而有铁路亦自不甚劳苦，此德国之练法也。战兵专立将帅，守兵则隶于守令，以符汉制，兼可不用差役。

　　枪兵尚勇力，炮兵则必通算学，又有所谓工兵专为筑垒浚濠制器之用，此西国之通制也。改官制而设乡官，废书吏而用士人，改订刑律使简而易晓，因以扫除繁冗之簿书。改订税厘章程，出口免税厘，以夺外洋之利。入口重征之，以杜漏卮之渐。土货则于出产之地，一征之而不问所之，以归简易而塞弊窦。讲求种植以裨农政，讲求畜牧以蕃马政，皆有专门之学，皆有专设之官。而由种植以推，则材木不可胜用；由畜牧以推，则牛羊之毳可为呢为褐。兴女学以课妇职，用机器以溥蚕桑。女学成则一家多数人之用。蚕桑不用机器，所以不如外洋。

　　日本能以显微镜辨别蚕种，故无病蚕，出丝多而好，中国之大利半为所夺，此受患于无形者也。凡利必兴，凡害必除。西人之所有，吾无不能造，又无不精，如此十年，少可以自立矣。既足自立，则无须保护而人自不敢轻视。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止许海口及边地通商，不得阑入腹地。今无论东西大小各国皆如此，独中国任人入腹地耳！如不见许，即我通商于彼国之兵轮亦当阑入彼之腹地，此出洋贸易之船所以万不可少，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

　　又援各国之例，加重洋货进口之税；如不见许，既我往彼国之货，应照我国进口之税，视他国而独轻矣。去年湖北加洋油厘金止加于中国商民，与西人无与，而西人谓有碍其销路，竟不准行，此皆苦于无以相报也。又援日本之例，不准传天主教、耶稣教，又不准贩鸦片烟。日本此二事极令人佩服；如不见许，即谬设一教亦往彼国传教，纵横骚扰，令主客不相安，一被焚打，即援中国赔教堂之例请赔。

　　又自种鸦片烟运往彼国销售，彼禁民不准买，我亦照禁，彼强我开禁，我即令彼先开。但使一国能改订约章，余俱可议改矣。如此始可言强，始可谓之曰国，而礼乐可徐兴矣。大抵行法之要尤有二端：一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翻译西书西报，以周知四国之为，以造就使才，以四出盟聘；一广游历以长见识，以增学问，以觇人国之盛衰得失。而二者于商务尤必不可少。现在因不精求此二者，吃亏不细，不可殚述，特无人能悉耳！至于续电线，立邮便局，兴自来水、火，平治道路，辟通草莱，虽近末务，要不可不同时并举。如此又十年，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多而聪慧，其为五大洲首出之国也必矣。贝元征昔有言：“外洋之煤铁向尽，中国之矿未开，他日中国挟其煤铁二宗，即足制外洋之死命。”是诚然矣。

　　然中国必先自开其矿以图富强，始能制人，不然人将夺我之矿以制我矣。西人亦有言：“中国譬则富室。即湖南一省之矿，足抵外洋各国之矿而有余。无如各国环而居者，皆极贫困之乞儿盗贼也。虽缄縢藏固其可终守乎？”危切之言，不啻箴规我矣！凡事不惮其难，不忧其繁，但当先寻一下手处。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故西人有争自存宜遗种之说，谓必争而后仅得自存，自绵延其种类也。是以矿务、商务，力与争盛，即为下手处。而所以有下手处者，岂他故哉？前所言贤才之力也，而固无望于诸公也。然失今则更不可为，故曰：虽有善者，无如何也。知其无如何，故儒生益不容不出而肩其责，孜孜以教育贤才为务矣，此议立算学格致馆之本意也。而今日又有一种议论，谓圣贤不当计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计，则可云尔。

　　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径，遂不屑少计利害，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辟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即圣人言季氏忧在萧墙之内，何尝不动之以利害乎？孟子“一不可敌八”之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又何尝不计利害？虽滕文公之艰窘，不过告以强为善以听天，若使孟子不计利害，便当告滕文公兴兵伐齐、楚矣。尧、舜相授受，犹以四海困穷与十六字并传。其时任农者稷，任工者倕，任水土者禹，任山林者益，任教者契，任刑者皋陶，任礼乐者伯夷与夔，而群圣之相与咨谋，又不离乎兵刑六府、鲜食艰食、懋迁有无化居之实事，有一不当计利害者乎？又岂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为，而别求所谓道者乎？是小民之一利一害，无日不往来于圣贤寝兴寤寐之中。

　　若今之所谓士，则诚不计利害矣。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一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夫坐而论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鹜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学而上达，今之士止贪上达不勤下学，是人人过孔子矣。及至生民涂炭，万众水火，夺残生于虎口，招余魂于刀俎，则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惟抱无益之愤激，而哓哓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过发愤自经已耳，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其平日虚度光阴，益可知矣。

　　英教士有李提摩太者，著中国失地失人失财之论，其略曰：“西北边地为俄国陆续侵占者可方六千里，此失地也，而知之者百无一人也。中国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养民之政计之，每岁死生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无所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无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财之政计之，每岁五家可共生利一铤，然中国方日贫一日也，此失财也。而知之者竟无其人也。”审是，中国之士尚得谓之有学问乎？

　　中国修铁路则云无费，然粤商伍某竟捐资数千万为美国包修铁路。中国造轮船则云无费，然闽浙巨商往往自造大轮船挂外国旗号自称洋商。此固在上者驱迫使然，而为士者犹不知商务力量之大，谈及商务，即有鄙屑之意，中国之士尚得谓之晓世事乎？舆图者，为政所必须，尤行军之首务，中国从古至今，无一详而确之图。上海刻《中外舆地图说集成》，要亦书贾射利之书，图则中国旧图，或西人至粗至略之草图，说尤芜杂，挂漏未可尽据。

　　去年前敌获得倭兵，其身皆有地图，攻一处即有一处之图，山泽险要，桥梁道路，无一不备，下至山之斜度，川之广狭，皆有比例可寻，故抄袭埋伏，要约期会，虽一走卒能心领其意不致歧误。然西人犹自以为舆图未精，德国特结一舆地会，邀集千百人潜心考究，期以七十年之久然后出图。邹叔绩先生之孙沅帆名代钧，顷在鄂倡为舆图之学，能自译西文之图六百余幅，招股付梓，而人咸非笑之。西人兵法有气球、飞车，最足以乱敌之耳目而多方以误之。往年镇南关缘此失事，今年澎湖又因以不守，中国宜如何讲求仿造及应付之道。偶与人言之，辄以“奇技淫巧”四字一笔抹倒。

　　呜呼！中国之士尚得谓之有知识乎？凡此皆不计利害之过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十成死工夫，焉能办成一事？平日务当胸中雪亮，眼明手快，穷理尽性，大公无私，斟酌数千年上之沿革损益，及数千年下之利弊究竟，调剂五大洲政教之盈虚消长，而因应以为变通，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自我，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为生活，又何至有战事。即令付诸衡阳王子之《噩梦》，而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责。纵然春蚕到死，犹复捣麝成尘。

　　古谚曰：“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然必有米而后作炊，亦不得谓之巧妇矣。然则畏难而就简因陋，一惭之不忍而累及终身，事急又横蛮言战，曾不恤情理之安，亦岂得谓通天地人之为儒，推十合一之为士，为包罗万有，本末兼赅，体用具备之学乎？夫彼之横蛮言战及为闭关绝市之说者，其不计利害也，是教五十里之国之滕文公伐齐、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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