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集(168)_梦远书城

一六八

　　士生今日，亦只有隐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隐尤当有所以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使孔、孟、程、朱之传不坠于地，惟夫子与刘夫子、涂夫子自当任之。而门弟子亦宜或如仲子之治赋；或如冉子之通算术、能理财；或如端木子之通算术、经商务；或如樊子之考究农务；或如公西子之足备使才；或如宰我子之习语言；或如卜子之治文学；或如颛孙子之订仪注；或如言子之详节文。陶淑既久，必将有治学合而为一，高据德行之科，兼为邦、南面之才与器，如颜子、仲弓其人者；师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作，必来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变，与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则学必征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若徒著书立说，搬弄昌平阙里之大门面，而不可施行于今日，谓可垂空言以教后世，则前人之所垂亦既伙矣。且此后不知尚有世界否？又谁能骄语有河清之寿以俟其效耶？

　　（黄舍人言：昔客上海，有西人到其斋头，见书籍堆案，佯为不识而问曰：“此何物也？”曰：“书也。”又问：“有何用处？”舍人不能答。乃徐笑曰：“此在我西国自皆有用处，汝中国何必要此？”哀哉此言！亦所谓无其器则无其道也。不力治今之器，而徒言古之道，终何益矣。若西人之于书，则诚哉其有用矣。故十三经、廿四史、《通鉴》及有宋儒先之书，各国久即译出。

　　各国又皆有专译中书之馆，期将中书经、史、子、集，下逮小说、新闻纸概行翻译，以备采择。彼既有其器矣，故道乃得附之。观其设施，至于家给人足，道不拾遗之盛，视唐、虞、三代固品节不及其详明，而其效率与唐、虞、三代无异。虽西国亦断无终古不衰弱之理，而中西互为消长，如挹如注，中国不自强盛，斯西国亦终无衰弱之理。然中国言治于今日，又实易于前人，则以格致诸理，西人均已发明，吾第取而用之，其大经大法，吾又得亲炙目验于西人而效法之也。夫华夏夷狄者，内外之词也，居乎内，即不得不谓外此者之为夷。苟平心论之，实我夷而彼犹不失为夏。

　　中国尝笑西人冠服简陋，西人即诘我之发辫有何用处，亦无以答也。无怪西人谓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目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之国。彼在位而误国者不足责，奈何读书明理之人，曾不知变计以雪此谤耶？凡此诸言，迂儒闻之必将骇怪唾骂，特恐反客为主之时，再去思量此言亦既晚矣。）

　　闻佩豹言，夫子去年在鄂曾发变法之论，伏望先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肄业其中。此日之衔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

　　算学为中国所本有（中国特好虚妄，谈算即推河图、洛书为加减乘除之本。不知随举二数皆可加减、可乘除，何必河、洛。夫河、洛诚不知为何物也，要与《先天图》与爻辰、卦气、纳甲、纳音与风角、壬遁、堪舆、星命、卜相之属，同为虚妄而已矣。必如西人将此等虚妄一扫而空之，方能臻于平实。谈算者又喜言黄钟为万事之根本，此大可笑，黄钟一律管而已，何得为万事之根本？即以造度量权衡而论，十二律吕谁不可借为度量权衡，何必黄钟？况累黍之法实迂谬而不可行，万不能取准。是以从古至今，九州十八省，无有齐一不差之度量权衡，则亦创法者之未尽善，虽虞舜不能强同之矣。惟西人分地面之天度为若干分，以其一为度，度定则算立方容积以为量，即以其重为权衡，一有差数，夫人可运算而知之，以故各国齐一，通都大邑穷乡僻处均无差失。中国测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间交易尤习用西人之度量权衡，则以彼准而我不准也。天地之机缄一发而不可遏，将尽泄其灵奇以牖民于聪明之域，其间自有不期变而自变者，此类是也。算术古有九章之说，强割粟布、方田、商功、均输诸名目，实非出于自然，疑《周礼》保氏九数之说久即失传，汉儒割裂算数以补之。故先郑时已多出夕桀重差，明不止于九。至宋秦九韶知九章不足信而别立九章名目，所分乃益无理，是不如西人点线面体之说足以包举一切。推此则凡中国五谷、六谷、百谷、三江、九江、五湖、九河之说，要不过随举一数以为名，如九夷、八蛮之类，原可不必拘泥。经生家琐琐分辨，卒不能衷于一是，亦止觉玩时愒日而不切于事理矣），格致之理，杂见于古子书中。

　　（乍见之以为奇，其实至平至实，人人能知能行，且已知已行，习焉不察，日用之而不知耳。）谅亦不能以奇技淫巧见阻。而尤要者，除购读译出诸西书外，宜广阅各种新闻纸，如《申报》、《沪报》、《汉报》、《万国公报》之属，公置数分，凡谕旨、告示、奏疏与各省时事、外国政事与论说之可见施行者，与中外之民情嗜好，均令生徒分类摘抄。其专治商务者，物价低昂、银钱贵贱与出进口货之畅滞多寡，应令列为年月比较简明表。

　　（西人政事莫不列为表，夫家登耗，百官进退，外国兴衰及交涉事件，出产增减，年谷丰歉，百物价值，用度奢俭，岁入多寡，兵额损益，船械精粗，工艺良楛，各种学问高下，医院治病得失，庶狱人数及罪名皆分等第为比较表，或变为方图，为圆图，尤一目了然。一国大小之事如数掌纹，故能以简御繁，操之有要。贾生言：“王道极之，至纤至悉无不到”，此之谓也。太史公曰：“吾观周谱，旁行斜上”，盖即中国治经作史之法。）

　　治天算者，各国各省极寒极热之度分异同与其星气之变，均应抄录。治医学者，各处风土所宜与其瘟疫札疠与药材产销之地与其价，均应抄录。自能长人学业，益人神智（林文忠督粤时，广翻西国新闻纸，故能洞悉其情，而应其变。今日切要之事无过此者。况乡间无所闻见，必须借此为耳目。中国人之大病，莫过于不好游历，又并此而无之，终身聋盲矣。即不设此馆，城乡亦应公置数分，轮流递阅）。又严立课程，循名责实，每人止占一门，而皆从算学入手。每日工课，尽可从多，不使暇逸。七日一休沐，以节其劳，而畅其机。（此西国通例也，极合文武弛张之道，事如可行，其详细章程另拟呈。）兼读中国书时，得文之以礼乐。如夫子就近教导，品行心术自不至违背。来谕所云：“守先待后，皆有分任之责。”果立不朽之业，功亦不亚微管，嗣同所云：“雍雍一堂，王者必来取法，皆将于是乎在。”

　　盖作育人才，实贞下赖以起元，剥后得以来复也，舍此更无他法矣。（备盛德大业王道圣功，而仅名其馆曰算学格致者，何哉？盖算学格致不笃信、不专精，即不能成，不以此为名，人将视为不急而不致一矣。书至此，闻易曼农之弟字惠农者自台湾来，急托人转问台湾之事，言台北三日苦战者，亦是唐薇卿夸张之词，实连战连败，遂失鸡笼。薇卿见事不可为，剃须而逃。兵民无主，始大乱。藩库存银一百万两，群往劫之，相争相杀死者无数。而杀人者旋复被杀，以至银钱弃掷满街，无人敢取。绅民不得已备酒席百桌，迎倭兵入城，银钱均被失去，除已抛弃之军械外，尚存新到未开箱之哈乞开斯五响枪五千枝，六响枪一万枝，刀矛更多。当倭未攻台之先，薇卿令家眷内渡，因辎重金银太多，标兵抬挑，心即不服。其中军又克扣招怨，遂鼓噪将中军杀毙。薇卿请杨岐珍之淮军往弹压，两军大哄，各死数十人，军心自此离矣。薇卿自立为王时，令其幕友俞确士名明震为布政使，俞寄电与陈伯严，自言得死所矣，兼与家人诀别。及督战大败，遂劝薇卿逃走，己亦同至南京，仍复寄书伯严，自夸战功甚伟。伯严乃作书痛骂之。又接别省转电，刘永福在台南获大胜五六次，外间传言倭大将桦山及大鸟、降将丁汝昌均被获。果然，亦大快人心。然不请别国保护，必无久持之理，何也？无人材也。可见不先储备人材，即起义兵亦徒苦父老而已。明季起义兵者无一能成，以衡阳王子命世亚圣之才，犹败于岳市，况其他哉？若云事不求可，功不求成，恐非所论于今日圣教将绝人类将灭之时矣。此设馆之所以宜亟也。然细思设馆亦有难者，费之难筹也，愿学者之无其人也。使变法之议奏准，其势自顺而易。不然，或以经课之费先设算学馆，而置格致为后图，以待经费之充足。若无愿学之人，直不能办。然有大志者之举事其初，成不成亦有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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