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集(160)_梦远书城

一六〇

　　三十

　　往年上刘蔚庐师书一通，今识于此，略足见为学大致。其辞曰：

　　“久不书候起居，实以籀诵陈编，漫无曾益，愧悚之情，于恩师前尤难可自解。虽有欲陈，援笔辄止，连于致王、贝两君书中，得谂道履绥和为慰！惟奖掖曲加，几于逢人说项，循名课实，赧然无以自容。窃以为易为人所称道，必其人之致饰于外，抚躬省责，益用釐没。迩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又得贤师友如瓣姜师之刚健文明，王信余之笃实辉光，涂质初之质直，贝元征之温纯，而又推元征足医嗣同之偏弊。然晤语仅及粗泛，深论之日盖寡。窃以为心气之间，发越最显，见即默喻，多言转足障阂，此古人所以乐乎亲炙也。静式古训，动占丽泽，宜乎日有进矣，而迂拙疏略，日甚一日，视往者英勃之气，退不知几，或者退乃其进欤？前命肆力《四书训义》，伏读一过，不敢自谓有得也。然于‘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始知内省不疚之后，大有功力，非一省即已。虽然，功力果安在？以意逆之，殆《中庸》之云乎？

　　夫欲不忧惧，必先省无可忧惧，所谓无疚也。无可忧惧，仍不能不忧惧，则亦忧惧之而已矣。故以无可忧惧治忧惧，不如以忧惧治忧惧。若曰无可忧而忧，无可惧而惧，是则可忧也，是则可惧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戒慎焉斯可矣，奚为其恐惧乎？苟非至愚至妄，其于不睹不闻之顷，自当天机内畅，舒气外余，而必皇皇焉恐且惧者何哉？且恐惧果安属乎？以为事耶，则不与忧惧之君子异矣。以为私耶欲耶，犹粗言之也。求之而不得，盖亦喜怒哀乐已尔。其未发也，不滞于喜，不滞于怒，不滞于哀，不滞于乐。虽不滞也，有无过不及之则焉，故曰‘中’。

　　其已发也，无过不及之喜，无过不及之怒，无过不及之哀，无过不及之乐，虽无过不及也，有不滞之机焉，故曰‘和’。天以之化生万物，人以之经纬万端，戒慎其中和，恐惧其未中和，不必其无忧惧也，而非犹夫人之忧惧也。返其忧惧之施之囿于事者，归之于理，则存诚之学也。举其忧惧之由之柄于天于人者，责之于己，则立命之说也。是故不必其无忧惧也，易以地为判霄壤矣。嗣同蚤岁瞽瞀，不自揣量，喜谈经世略，乃正其不能自治喜怒哀乐之见端，苟不自治，何暇治人？苟欲自治，又何暇言治人？即欲治人，亦本诸喜怒哀乐而已矣。第所谓未发者，又有疑焉。人非木石，欲其冥而无思，悬而无薄，幽求之梦寐，远期之终身，实无此冥与悬之一会。本所无而强致之，是以目喻心之异说也，是泥沙金玉两无可著也，是人而木石之也，而人固不能也。

　　然则未发者何心耶？既未发矣，又焉知中？又焉知不中？曰：是亦戒慎之心也，是亦恐惧之心也。舍此无以为未发，即无以为中，亦无以为心也，舍此更无以为不忧惧之君子也。嗟乎！躬不逮言，古者攸耻。以嗣同而言及此，夫亦僭越无等矣。故虽有贤师友如前所云，犹不敢臆说瞽论，迟重其发，即书报阙然，皆职此故。既而思违教如此其久，相去如此其远，则非亲炙之不言而喻者比，默而息乎，其奚以考镜得失？辄敢龠缕，惟裁示焉，然已不胜其恧而汗濡背也。”

　　三十一

　　于征诛观世变，则三代之誓词，周不如殷，殷不如夏，夏不如虞。不知揖让亦然。尧让于舜，舜一辞而已；舜让于禹，禹乃辞至再三。禹岂劣于舜哉？则以时有不同，而处夫运之渐降也。尧之时，民方昏垫，思得大圣人治之，而在廷诸臣，又有凶嚚之属，舜知舍己其谁，于是坦然受之不惑。舜之时，天下乂安，民乐于治，而民之知识亦日启，其上师师贤圣皆帝王之器，此禹所以不敢径遂也。

　　夫禹非苟辞焉，而求合于人也。使如舜之一辞即受，天下必有起而议其后者，是不几负舜之托乎？故必自尽其礼，而后可以为人上。是何也？运为之也。运之行也，益久而益替，惟圣人能挽其替而归诸隆。即处圣人之不幸而当运之极，亦能与运转移，通变以渐而救其失，使将替者不遽替，已替者不更替，以尽礼为驭运之微权，而运失其权焉，于是乃可以长治。然而圣人不常见，愚不肖又杂然朋兴而不已。一彼一此，终必底于无可为。及其既久，虽有圣人起，亦莫能争于千年之扰攘，使一旦咸归于治。以是一治一乱之天下，往往乱常而治偶，乱久而治暂，乱速而治缓，乱多而治寡，乱易而治难。

　　三十二

　　管仲事子纠而欲杀桓公，魏徵事建成而欲杀太宗，是皆忠于其主也。杀桓公不克，而子纠以之杀；杀太宗不克，而建成以之杀，是皆不幸于其主也。以杀桓公不克而杀子纠之管仲，反而事桓公；以杀太宗不克而杀建成之魏徵，反而事太宗，何其前后谬欤？而论者责魏徵也严，责管仲也宽，殆以孔子之原之欤？非也。太宗，弟也；桓公，兄也。

　　谭嗣同曰：使桓公而弟，子纠而兄，仲其能死之乎？何以知其不能也？曰：以交于鲍叔而知之。夫管、鲍之交，才也而知其所胜，过也而有以相谅。气类之相通，亲于肺腑，忧乐之与共，逾于骨肉。其交之深而可恃有如此。以管、鲍之交之深而可恃，不共事一公子，而各主其主。何也？曰：惟管、鲍之交之深而可恃，然后可以不共事一公子，而各主其主。方襄公之弑也，桓公奔莒，子纠奔鲁，桓公与子纠年未必不相若也，才亦未必相远也。莒之小，鲁之弱，又未必相悬殊也。桓公可立，子纠亦可立，则正不知立之在谁也。使仲与叔共事一公子，此一公子立斯已矣，不立则仲与叔遂俱死。即不死，亦必不得志于齐国，度仲之智必不出此。彼其心未必不以平日相知之素，重以死生不相背负之约，不幸而蒙难，皆能有以相急而阴为之地，以使得志于齐国。于是遂不共事一公子而各主其主，而无所疑。然则带钩之射，桓公不幸而贯胸洞肋，则子纠立而仲相，仲于叔亦必阴为之地，以使得志于齐国。

　　夫桓公、子纠，必有一得国者也。此得则彼失，彼得则此失，而仲与叔则无往而不得也。故仲之不死，于其与叔各事一公子以出，则已决矣。不然，子纠既杀以后，堂阜未祓以前，桓公怒且不测，乃仲急自请行，若有卿相之荣，惟恐往取之不速者。彼仲一败军之虏耳，亦何恃不恐哉？则诚逆知叔之为之地也。世言交友，咸慕管、鲍，夫管、鲍之交，岂不甚善，然迹其君臣之际，吾恐食禄养交者得而践也。孔子仁管仲，第即其功言之，死不死之心，未尝深论焉。其间果有难言者哉？嗣同持此论久矣，或訾其刻核，后读《吕览·不广篇》，竟说其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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