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35)_李剑农

一三五

　　中山所恃筹画后方接济的邓铿，于三月二一日由香港回省，在广州车站被刺死，后方的接济更无希望；中山因于三月二十六日在桂林大本营会议，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此时陈部主要的军队，尚多在南宁，知不能与中山抗，便电请辞职。四月十六日，中山到梧州电召陈氏往梧面商，陈不敢往，中山因于十九日下令准陈辞去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职，着其专任陆军总长；另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一职即行裁撤，粤军悉归大本营直辖。二十日，中山率军至三水，陈于是晚离广州，赴石龙，转往惠州，所部亲信军队尽行退去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

　　蒋中正此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主张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再行回师消灭在桂的叶举等各部陈军，然后北伐。中山因为陈氏尚未彰明昭著地反抗，又以在桂的粤军为年来共同行动的军队，想保存他们；并且奉直战争已经开始，前已与奉方协定南北共同进兵，假使要等到消灭陈部后再行北伐，恐怕失了时机；只要陈氏放弃广东政权，不为北伐军后方的阻碍，就让他去罢了；所以不用蒋言。这是中山削夺陈炯明职权的经过，便是孙、陈破裂的发端。

　　中山于处分陈炯明后，以为陈氏不过是不与己合作而已，决不敢别有何种举动，故仍决计继续北伐，改道入赣，命诸军集中韶州，在韶设置大本营。但因此迁延，北方的奉直战争已经要完事了；奉军于五月五日败退军粮城，中山于五月六日才到韶州誓师，北伐制胜的机会已经失去了，何况更有人在后面牵制呢！中山当进行北伐时，仍与陈炯明电报信使往来不绝；中山反复向陈说明：只要对于北伐大计不生异同，必当倚任如前；陈氏在惠州也表明仍愿留陆军部长之职，稍事休息后当再效力行间；两方并且商定委任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令率所部分驻肇、阳、罗、高、雷、廉、钦，梧州、郁林一带。但至北伐军已入江西发生战事后，叶举等忽率所部五十余营回到广州，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无力制止。中山在韶闻耗，因令叶等加入北伐军；叶等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之任，并免胡汉民职。中山以粤军总司令已经撤销，不能恢复，但因前方战事正在吃紧的时候，对于叶等仍想敷衍，于五月二十七日，命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

　　陈氏复电，也说“愿竭能力以副委任”，并谓“已催叶举等部迅速回防”，又说“叶等必无不轨行动，愿以生命人格担保”。但叶等所部以索饷为名仍留广州，人心恐慌异常。中山因于六月一日，令胡汉民留守韶州大本营，自率卫士回驻广州总统府，一则镇摄广州，一则示前敌将士以后方并无变故，可以安心前进。北伐军于六月十三日占领赣州，北政府所派援赣的大军未能即到，陈光远已经很恐慌。但北伐军占领赣州城时，在北军遗弃的文电中查出一道密电，发见陈炯明有与陈光远密通声气妨害北伐军的痕迹；当时以为北伐军若打败仗，陈炯明必落井下石，既打胜仗，陈必不敢轻举；因于十五日仍决计前进。谁知叶举、洪兆麟等也在此日，决计围攻广州总统府，中山因于十六日蒙难，由总统府避居军舰。从六月十六日起，中山仅仅据有几艘军舰，在珠江与陈部相持，共历五十余日；初欲待北伐军回师，共同戡定陈部，直至八月初旬，得悉北伐军被陈部所阻，不能回到广州，才于八月九日离粤。这是中山蒙难的经过，便是陈炯明叛孙的结果。

　　南方的陈的叛孙，与北方的奉直斗争，表面上本是两件事，但是骨子里面却是相联的。陈炯明与直系有联络，孙中山与奉系有联络；奉系既被直系打倒，中山北伐成功的希望，已经是很少了。因为此时一般国人的心理都深恶奉系，左袒直系；中山联奉倒直，实与一般国人的心理相反。在中山以为直系是当时各军阀中最强横的一个，“擒贼先擒王”，要打倒军阀，便应该先从打倒直系下手，奉系既能俯就，不妨暂时与他合作。但是一般国人不能了解此种意思，觉得吴秀才总比张胡子好，联络张胡子去打吴秀才，未免近于倒行逆施；况且当时北伐军的兵力由杂凑而成，很难打倒直系，既无打倒直系的把握，不如与直系妥协，和平解决的为好；所以直系一提出恢复法统的计划，大家便欣然赞成，希望中山从此可把护法的旗子卷起来，将广州的总统府取消，免去南北的战争。

　　这种心理，是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统一的心理。陈炯明一派的武夫，便揣摩一般人的此种心理行事。当中山削夺陈炯明的职权时，便有人替陈表同情，以为陈氏不赞成北伐，是志在保境息民，整理两广内部，无可厚非。中山削夺他的职权，未免操之过激；及至徐世昌退位，法统恢复，见诸事实，叶举等围攻广州总统府，也便藉口护法的任务已了，通电请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之宣言；国内各方面也纷纷通电，赞成统一，劝中山下野；就是学者名流如蔡元培等，都表示同样的意见；可见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统一的心理。中山离粤到沪后，报告国民党同志书，结尾的一段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出生入死，胜败之数不可屈指，顾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吾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其实陈炯明是利用一般人渴望和平的心理而行，虽说是失败于陈炯明，还是失败于一般人不能了解中山的意思。不过就陈炯明和中山的关系上说，陈氏的行动实在是不应该：原来陈氏是向中山宣过誓、捺过指印的同党党员，有服从党魁之义务；他所部粤军的基本，完全是中山从桂系手中抢出来给他的；若说时势上绝对不宜于北伐，不妨向中山力争，争而不得，则飘然引去亦可，否则正正堂堂地宣言脱党后，再与中山为对抗的行动亦无不可；既舍不得目前的地位和政权，又不敢宣言脱党，一面使部下向中山开战，一面还写信向中山称总统，求调和；（孙中山在蒙难中，尚接陈炯明一函如下：“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也。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和平。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手段未免太恶辣，人格未免太卑劣；中山骂他“阴毒凶狠”，说是“人心世道之忧”，实在不是过当的话。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