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34)_李剑农

一三四

　　▼四　联治运动中南方的陈炯明的叛孙

　　南方陈炯明的叛孙，约与北方第一次奉直战争同时；但它的酝酿，也是很久了的，我们应该从粤军回粤时说起。

　　九月十日，桂系军阀退出广东时，那个七总裁的军政府已经瓦解，莫荣新并且通电取消广东自主；不久，广西也取消自主。但自陈炯明的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相继回到广州，重新挂起军政府的招牌，于十二月一日通电宣告重开政务会议，并宣言北方如能以诚相见，仍可继续和会，谋正当之解决。那个流离转徙的非常国会也仍旧集会于广东，此时的议员合计尚有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坚分子为旧国民党系的最左派，所谓照霞楼派是也，合计不过数十人。余则以民国八年用候补当选人补足法定人数之新补议员为多。政学系及吴景濂系之中间派议员大都皆已散去。）

　　不过，此时军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仅有广东一省，（广西尚在桂系手中，已投降直系。湖南已别树自治的旗帜。四川熊克武失位，刘湘当政，也宣告自治。贵州卢涛逐去刘显世，虽宣言与西南各省一致，但所谓一致者，一致不服从北政府而已，对于广东军政府也无关系。云南的唐继尧表示与中山合作，但在十年二月七日即被顾品珍所逐。）实际只能算是广东的军政府；前此的七总裁，此时本只有四人了，唐继尧被逐后，又只剩了三人（唐绍仪与中山意见不合，未常任职，实际只有二人）。外交团从前对于关税余款，本已划出一部分交南方军政府支用，现在看见军政府这种情形，允交南方的关余也不肯交付了。

　　中山因此提议，慨然将总裁合议制的军政府取消，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以谋对外的活动。非常国会对于中山的提议，多数赞成。他们的理论是：北方的政府本不合法，现在徐世昌已经自己承认，因为去年十月彼曾通令重新选举国会，不依新选举法而依旧选举法；新选举法，是徐氏地位的根据所在，旧选举法实与徐氏地位不相容；徐既弃新从旧，便是承认自己的名分不正了；但法统不可中断，所以有由旧国会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的必要。

　　这种理论，仍是护法的理论。但此时陈炯明的意见已倾向联治，与中山的意见不一致了；陈的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及议员中的褚辅成派，与陈意见相同，不以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为然。他们以为，西南各省现多树立自治的旗帜，“护法”二字已不足以号召，并且旧国会议员在粤者不过二百余人，距通常开会法定人数尚且甚远，何况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呢？（依总统选举法，须有两院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计五百八十人，方能开总统选举会。）

　　假若勉强行下去，仍不能算是合法的政府；不若赞成联治的主张，首先巩固广东的省自治，进而再图联治；如此，至少可以得西南各省的同情，或者可以仍旧将西南各省团结起来，与直系军阀对抗；若直系也赞成联治，则大局便可解决了。中山不以陈派的意见为然，以为他们的主张仅属空想。

　　（中山蒙难后报告国民党同志的书中，叙述自己与陈氏发生异同的经过，前面一段说：“溯自民国九年之前，我海内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达到粤军回粤之目的者，良以频年祸乱，不但民国建设尚未完成，即护法责任亦未终了。故欲得粤为根据地，群策群力，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乃陈炯明自回粤后，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军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且既欲保境，必须养兵，养兵以保境，无异扫境内以养兵，民疲负担，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负担军费，犹尚不给，则一切建设，无从开始，所谓模范省者，徒托空言。[当时陈炯明有将广东造成模范省之志。]一省如此，已为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为各省之害，所谓联省自治，徒托空言。谋国不以诚意，未有不乱者。况各省军阀利害安能相同，而伪中央政府操纵挑拨于其间，祸在俄顷何可不顾。保境息民，亦为幻想。凡此所言，陈炯明未能相难，而终未肯信。……”观此可见孙、陈意见分歧的由来。）

　　陈派的人拗不过中山，卒于十年四月七日，由那二百二十几个非常国会议员开会，议决一种《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依大纲第二条选举大总统，中山以二百一十三票当选。十日，由非常国会通告全国，中山于五月五日在广州就大总统任，发出对内对外的两道宣言。对内的宣言中间一段说：

　　……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

　　观此宣言，可见中山对于当时的联治运动，也未尝不想敷衍，表示容纳。不过中山平素对于自治的理论，是要以县为施行自治的单位，不赞成以省为军阀割据的范围，故于“中央分权于各省”之下又加以“各省分权于各县”的一句，在敷衍联治运动之中仍不肯放弃平素的理论。中山就任总统后，即行组织政府，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唐绍仪因不赞成中山的主张，此时已未参与）。

　　陈炯明虽然接受了中山的任命，心中却不赞成中山的行动；若要公然立异，除非辞不受职，但又舍不得现在的地位和政权；因此只有阳奉阴违的一个办法。此时桂系军阀仍想乘机恢复广东的地盘，北政府也想利用桂系消灭中山的政府，因此互相勾结，谋向广东进攻。孙、陈意见虽不一致，因为尚有广西的外寇逼处，也不能不共同努力对外。十年六月，粤桂战端复启，桂军刘震寰通款于粤，六月二一日袭取梧州；桂省门户既失，粤军节节进逼，直达南宁，到七月后旬，陆荣廷、陈炳焜相继逃走。于是广西的外寇消灭，陈的自由行动，将要发端了。

　　中山于平定广西后，便决计由桂林取道湘省进兵北伐。陈炯明此时率领所部粤军，尚在南宁。中山知道他是不愿意北伐的，因于出发桂林之前，先往南宁和他接洽，中山说：“吾北伐而胜，固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陈炯明不赞成中山的主张，但没有方法挽回他的意思。于是中山往桂林组织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此外尚有许崇智及李福林所部的粤军，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准备于十一年春间入湘。陈炯明由南宁返粤后，则进行他整理两广的计划；时陈以陆军总长兼为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省政府的财政支配权全在其掌握；省议会也站在陈氏的一方面，进行起草省宪法，对于北伐都很冷淡。中山所恃北伐的经费，仅于临行时，令廖仲恺在广东省银行提取纸币二百万元，以后所需，则令粤军参谋长邓铿在粤筹措。到十一年春间，北伐的声浪传播全国，北伐军且有到了全州进入湖南边境的，于是湘人大恐。但入湘计划，终不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据中山后来向同党的报告，全由于陈炯明的阻碍，报告书上说：“其一，文自桂林出师，必经湖南，而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碍，使不得前，其函电多为文所得；其二，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众，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滇黔诸军受中央直辖者，并火食亦靳而不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这种情形，当然是事实。不过湖南方面的阻遏，决不是湖南当局几个人的意思：湖南当局固然也不愿意，曾与陈炯明通声气，但湖南人民的不愿意比当局尤切；因为湖南连年被兵，人民苦不堪言，并且此时北军尚驻在岳州，眈眈虎视，北伐军一北进，北军便蜂拥南下，湖南将复为战场；所以在那年三月内，湖南许多公团曾组织哀吁团，一面派代表赴桂，哀请北伐军勿入湘境，一面电请吴佩孚、萧耀南，撤退驻守岳州的北军。故阻遏北伐军的前进，尚不能归咎于湖南当局接受陈氏的诱惑；而所以真正不能前进的重要原因，还是在后方没有接济的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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