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32)_李剑农

一三二

　　▼三　联治运动中北方的奉直斗争

　　北方第一次的奉直战争，虽然到民国十一年夏间才爆发，但它的酝酿，实始于九年皖直战争时。皖直战争中，张作霖虽然助直，曾派大军入关，但实际上加入前线作战的，仅少数中的少数。吴佩孚是直军主脑人物；对于张氏，只要他不助段就够了，也并不希望他积极作战。但当段军颠覆时，所遗军械重炮辎重物品，尽被奉军囊括满载而出关外，直军将士以奉军坐享其成，愤懑不平，几欲动兵截击奉军，吴佩孚说：“这是强盗行为，吾辈不可效尤。”（张本出身胡匪，故以此语劝将士。）

　　及战争了结，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入京会议所谓善后问题，吴以战胜首功，且为一时舆论所赞赏，未免有不可一世之概。张则目中只认有曹，以吴仅曹之部将，论名位，一师长而已，安得与己抗颜而行；因是在会议席上甚藐视吴，几有使吴下不去的情景。（相传在会议之先，张不许吴列席，谓师长无列席之资格，经曹氏婉解，张始未坚持。）这是张、吴暗斗最远的伏线。所谓奉直斗争，实际只有张、吴的斗争。曹锟因为段氏刚才打倒，不欲和奉方立时决裂，故与张氏联姻，想弥缝两方的裂痕。但是张、吴两人的雄心和恶感，决不是张、曹两姓的姻亲关系所能消灭的。

　　皖直战事既了，北方的问题，无过于奉、直两方势力分配的问题：第一是北方那个形式上中央政府的支配，第二是各区地盘的支配。关于中央政府的支配，靳云鹏的再起组阁，是由直、奉两方的抬举而来，因是对于两方，总以保持均衡为务，不敢偏于一方。关于各区地盘的支配，起初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张作霖在段祺瑞未打倒时已得了东三省巡阅使的位置，曹锟已得了直鲁豫巡阅使的位置，依然无所变更；吴佩孚只得了一个直鲁豫巡阅副使的空名，并无实际的地盘。但这种平衡的局面，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并且两方都想打破这种平衡。在中央方面，靳云鹏所最感苦痛的，就是财政的困难。此时东西帝国主义者已成立了一个新银行团，预备向中国作共同的财政侵略，但他们宣言，须中国有了南北统一的政府，方肯借款。

　　靳云鹏未尝不想到南北形式上的统一，以便向新银行团进行借款；因商承徐世昌将安福国会废了，宣告仍据元年所公布的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召集新国会，表示尊重南方所争的法统。但是南方不理，中山领导非常国会，仍守护法的旗帜，弃去护法旗帜的人便倡导联治，靳氏谋统一的计划完全无效，向新银行团借款的计划也不能进行。既不能取得外国借款，便只得向国内的银行谋小借款；而国内盘剥政府的银行，大都为交通系所操纵；此时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都是交通系的要人，却与靳云鹏不相能，随时与靳氏为难，因此对于国内借款也很困难。

　　靳氏无法，想把周、叶二人排去；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便有问题发生了。在地盘支配的方面，张作霖的助直倒段，原来是因为徐树铮的宰制蒙疆，于他的大东三省主义有碍，皖系既倒，依然不曾得到蒙疆的地盘，心中总不能忘情；并且对于长江方面，也想乘机有所图谋，不过图谋的机会更不易得，因与王占元极力结托，谋以王制吴。曹、吴谋伸张地盘的心理，和张氏一样，但对于长江方面，本属同系（除了皖系尚有小问题），可着眼的就只有一个陕西。

　　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有所谓天津会议，与会者为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三巡阅使，和国务总理靳云鹏。会议的目的，表面上说是磋商南北的大局问题，因于二十七日发出一道反对广州非常国会另组政府选举孙文为总统的通电（列名通电者除三巡阅使外，尚有北方督军多人），但实际的目的还不在此。天津会议毕后，曹、张、王等于五月二日又同行入京；到五月十四日，靳云鹏内阁改组了，改组的方法，以全体阁员总辞职的形式出之，总辞职后，再由靳氏组阁，将周自齐、叶恭绰两人排去，改任李士伟长财政（李因为亲日派，被人反对未到任，由次长潘复代，后改任高凌蔚），张志潭长交通，这是靳氏求助于曹、张等所得的结果。

　　五月二十五日，特任阎相文（直系）署陕督；三十日，又特任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热、察、绥三特区都统皆归经略使节制：这是中央对于奉直两方平衡的酬报。（王占元除了与曹、张成为三角并重的形势外，却别无所得。）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目的已达，各方面依旧保持平衡，尚能满足而去。但是天津会议闭幕后，王占元回到武昌，所部军队发生几处的兵变；七月后，援鄂战争爆发，王氏站不住脚，两湖巡阅使的地位让给吴佩孚去了。于是曹、张、王的三角形势打破，不惟张氏联王制吴的计划受了打击，吴氏声势反越加扩大了。地盘势力的支配从此失了平衡。中央方面，靳氏于改组内阁后，财政依然无办法；周自齐、叶恭绰因被靳氏排挤去职，交通系当然怀恨靳氏，想乘机报复他；因群集于张氏的门下，谋倚张氏的势力，拥梁士诒组阁以代靳氏。

　　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张作霖入京，十四日靳云鹏辞职，十九日曹锟因府院邀请入京，二十四日梁士诒的内阁成立了。（叶恭绰的交通总长恢复，盖此次改组，叶为内幕中运动最力的人。）此次内阁的改组，表面上说是得了曹锟的同意，实际上完全是由张作霖主持，而内幕中的活动人物则为交通系的巨头。中央势力的支配，也从此失了平衡。于是吴、张的战争要开幕了。

　　吴佩孚的取得两湖巡阅使，为张作霖所最愤妒，故交通系的联张政策易于成功；还有一个皖派的安福系也附在里面活动。当时相传交通系、安福系与奉系暗中联结，拟在军饷上抑制吴氏，使吴部军队无饷维持，因以制他的死命。梁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后，十一年元旦，即下令特赦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洵、魏宗瀚等（此辈皆于皖直战争失败后被通缉者），都是吴佩孚的敌人；梁组阁时，曾允为吴筹足军饷三百万元，上台后也翻弃前议，不肯交足；于是吴知所传三系联合与己为敌之说不虚。恰好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争执，正在吃紧的当中，梁士诒想取得日本的金钱，电令中国代表退让，为国人所愤怒，于是吴氏捉住这个大题目，于一月五日通电反对梁氏。

　　（电文如下：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一错铸成，万劫不复。自鲁案问题发生，辗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我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于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会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次偿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尽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种种束缚。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

　　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者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昆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凡我同胞同泽，偕作后援。披沥直陈，贮候明教。吴佩孚歌。此即所谓“歌”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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