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31)_李剑农

一三一

　　▼二　联治运动中的援鄂战争

　　湖南既是联治运动的先驱，最初倡导自治的动机，并且是要使湖南超出于南北政争之外，以免战祸。为何方在制宪的进行中，便惹起所谓援鄂的战争呢？其原因颇复杂，未能以简单的话句说明；并且它的影响不但及于湘鄂两省，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势力伸张也很有关系，因于本节特别提出来叙述一下。

　　湖北是长江上游的要区，自癸丑赣宁之役落入北洋军阀之手，湖北人不能抬头。王占元于赣宁之役奉命率第二师驻扎该省；洪宪时代升为湖北督军，一直到民国十年未尝摇动；皖直战争后，长江巡阅使裁撤，王占元又升任两湖巡阅使（实际并不能巡阅湖南）。但是王占元实是一个庸人，据武汉繁富之区既久，专事聚敛，除了用威力抑制反抗、维持表面的秩序外，一无所能；渐至对于所部军队的纪律和给养都不注意，只图自己的囊橐封盈，不想自己威力所凭的军队渐趋于腐败无用了。援鄂战争发动以前的几个月中，宜昌、钟祥、沙市、武昌等处发生兵变的事件无数次，几于连表面的秩序都不能维持了。因是湖北人对于王氏积怨极深。自省宪运动的潮流鼓煽以来，湖北人士想乘机把王氏去了，造成湖北人自治的湖北；但湖北的军队，大都是北洋系的国防军队，要想去了王氏，非借助邻省不可；而邻省比较有力量又可以借助的就只有湖南，因是有乞援于湖南的运动。这是援鄂战争发生于湖北内部的原因。

　　上面所述，还是表面很浅露的原因。再就湖南内部说：自张敬尧被逐后，制宪自治的招牌虽然挂出来了，但有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军队过多，各将领又彼此不相上下；省库的收入既不足以供军队的需求，要裁减又不能得各将领的同意；裁甲留乙甲不肯，裁乙留甲乙也不肯；彼此分据防地，把持税收，省库不名一钱；防区有肥瘠，瘠区的驻军还要向省库索军饷。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制宪自治只是粉饰外观之具，内部实有不能终日之势；因是那些穿短衣、佩指挥刀的倡言自治者，渐渐忘了自己所挂的招牌，想进一步地向外发展。不过“向外发展”四字，与“自治”两字实在不相容；假使湖北人不向湖南求援，向外发展的思想，万难实现；恰好湖北人也说要自治，求湖南援助他们自治，于是两湖成了自治的同志，“向外发展”四字，可以隐在援助邻省自治的旗帜下面进行。这是援鄂战争发生于湖南内部的原因。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原因。湖北是直系军阀所辖的要区，王占元是直系的要人，吴佩孚由衡撤兵，与皖直战争，都得了王占元莫大的助力（吴光新在湖北被捕，张敬尧的军队被解散，都由王占元主持）；故皖系军阀对于王占元很怀恨，只要有机会，就要推倒他。陕督陈树藩，是皖系的羽翼；皖系失势后，陈为郭坚所逐，陕督地位为阎相文所得（阎旋自杀，以冯玉祥继任陕督）；因是陈树藩也积恨于直系。皖系的军阀政客，在汉口设立了一个银行（名曰中原银行），预备作政治活动的资金储藏所；陈树藩在陕西种植鸦片所搜括的钱，有一大部分放在此银行内；此银行适有湘人在内主持事务；湘政府财政穷乏，军饷不给；那些师长、旅长们虽有向外发展的野心，湘政府绝对没有供给军资的力量；因为这个皖系的银行中的湘人想向湘省投资，恰好遇着援鄂的运动正在酝酿中，与皖系摧毁直系的要求凑合在一处；于是这个银行就成了援鄂的军资供给者。军资有着，援鄂的运动就成熟了。这是发生于两湖以外的皖系促成援鄂战争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处，与援鄂战争有关系的便是四川。四川本是一个财赋丰裕的省份；自帝制战争以来，常为滇黔军阀侵略的目的物；护法战争中，与滇黔一时妥协；南方军政府瓦解，滇黔两省内部皆起变化，四川已为四川军阀的四川了；省宪运动中，也宣言自治。但是四川的军阀，也是“群龙无首”的集合体；不受滇黔的侵略，内部又有多头相争的变乱。其中有野心较大的，因此也抱着向外发展的思想。湖南的援鄂运动家与此派四川军人有关系的，因于事前入川联络，相约共向武汉进兵；想于攻下武汉后，在武汉造成一种中枢势力，这又是援鄂战争一种助动的小原因。但是湖南的军人，因为得了皖系银行所供给的军资，又知道王占元的军队不中用，以为武汉可以一攻而下，有些抑制不住了，不待四川发动，便首先举兵；谁知徒为吴佩孚造成一个两湖巡阅使的机会呢！

　　援鄂战争的开始，在民国十年七月中旬。湖北主持人物为李书城、蒋作宾、孔庚、夏斗寅等；他们在湘宣布一种“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举蒋作宾为省总监，孔庚领自治军，夏斗寅为自治军的先驱。湖南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一、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湘军连战皆捷，于八月初旬占领羊楼司、通山诸要隘，进拔嘉鱼、蒲圻至咸宁，已将迫近武昌了。王占元于八月七日电请辞职，旋即由武昌逃走。

　　北政府于八月九日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吴佩孚自洛阳南下，以萧耀南领军为前驱，阴调军舰溯江而上，绕出湘军之后，于八月二十七日攻占岳州，湘军首尾不相应，遂以大败。九月一日，湘鄂停战议和。四川方面，不知道湘军已不能再起反攻了，于九月六日始进攻宜昌；吴佩孚于制服湘军之后，移兵西向，川军自然不能抵抗，于十月十一日退出鄂境。后由孙传芳与川军总司令刘湘订立和约，湖南方面也成立了一种和约，援鄂战争便如是闭幕。

　　援鄂战争的结果在哪里呢？就湖北方面说：去了一个贪婪庸懦的王占元，得到一个强悍专制的萧耀南；萧氏虽然是湖北人，但是吴佩孚的部将；去一直系军阀，得一直系军阀，所谓“鄂人治鄂”的梦想结果如是。四川无所得，亦无大损；供给军资的皖系得到一个中原银行倒闭的报酬。湖南的将领“向外发展”的梦想，归于水泡后，依旧回向本省，割据防地以自肥；不过，省宪审查委员会因此仓猝之间把宪草糊涂通过了，算是援鄂战争的收获。（当时湖南的笑谈中，造成四句新诗经：“经始宪法，经之营之，北兵攻之，不日成之。”）

　　但是湖南因此得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驱逐张敬尧以后，湖南已无北洋军队的踪迹；因援鄂失败，与吴佩孚成立了一种屈辱的和约，岳州又变为直系军的驻防地；萧耀南常以闪灼的眼光监视湖南，后来湖南想和广东方面合作，又恐远水难救近火，因此只好抱定省宪自治的招牌，图免外来的兵祸。这是湖南说不出的痛苦。

　　吴佩孚本是打倒皖系的首功人物，因为资格太浅，所以在皖直战争后，仅得到一个直鲁豫巡阅副使的空衔，为张作霖所藐视；想取得一种较高的地位和实际的地盘，四面环顾，只有湖北最好；但王占元是以前援助吴氏的人，吴氏纵然对于湖北垂涎万丈，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机会。恰好有这次的援鄂战争，替他造出两湖巡阅使的地位来，从此京汉线的势力是曹、吴的势力了。俗语所谓“猫儿攀倒甑，狗子吃个饱”，恰好用作援鄂战争结果绝妙的比喻。张作霖从此不得藐视吴佩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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