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33)_李剑农

三三

　　三、收回伊犁的经过

　　俄人占领伊犁时，以清廷威力能再行于西北即当交还为言；现在新疆既定，清廷向俄人要求交还，又值俄土战争，俄人不便说不交还；但答以须保证国境将来之安宁，并赔偿俄国代守伊犁之军政费。清廷乃于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派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京交涉。崇厚在圣彼得堡交涉许久不得要领，到次年始与俄政府定约十八条，规定中国于偿还俄国占领伊犁军费五百万卢布外，割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广大肥沃之疆土与俄国。崇厚受委时，仅以偿费及保证国境安宁两条件（即俄方原来要求之条件）为限；割让疆土，实属越权行为。条件传达北京，朝野上下皆大愤激，西太后也异常愤怒，不肯承认。崇厚又不待朝命，径自回国；回国后，立即下狱，议罪至斩监候；俄政府见清廷此种行动，认为侮辱俄国，也表示愤怒；国交便有破裂之势。

　　俄国一面增兵伊犁，一面派海军舰队游弋中国海面示威；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议论激昂，大都主张向俄国开战；张之洞（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便可说是主战派的代表，他的奏语中有一段说：“……我之御俄，本有可胜之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破宁古塔，终不至制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战，乃中国强弱之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他日斗之于户庭，悔何及乎。……”这种主战的妙论真是幼稚得可笑。清廷为这种书生的空论所激动，一面命左宗棠布置战备，左氏即于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五月由肃州进至哈密；一面命李鸿章整备天津及附近各处海防，聘德人汉纳根筑旅顺黄金山炮台。

　　一八八〇年的春夏间，中俄的战争几有不可免之势。李鸿章心中不愿意有战事，但慑于所谓公论，并且整理战备也是他所认为必要的，故也积极地准备。此时惟驻英中国公使曾纪泽，不主张开战。英人戈登因与李鸿章的旧关系，被招至中国，初与李鸿章会晤于天津，劝李氏勿轻于主战。旋至北京，力言中国战守准备不具，若开战，俄军必由黑龙江南下，震动北京。

　　戈登的临别赠言中，至谓“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并且说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即一日不可与外国开战，因北京离海太近，中国无防御海疆之具，外兵容易侵入的原故。清廷在是年春间，已命曾纪泽由英赴俄，要求废弃崇厚所订之草约；曾氏在俄京费尽无穷口舌，于一八八一年与俄政府改订新约，将偿费一项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割让于俄之土地仅限于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小部分，又与俄人以通商上的各种权利；俄人则将伊犁交还。特克斯河流域广大的疆土算是救住了，收回伊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四、新疆改设行省

　　此问题自左宗棠建议后，清廷也颇注意，但因事体重大，颇多怀疑；左氏力持设省之议。在南北路平定后、伊犁收回前，左氏便积极布置。他的大方针为“先实后名”四字，就是先把可以施行郡县制的实在，办理有条绪，再以郡县制之名行之。新疆的地方，原来就是汉代的西域。自汉代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以来，历朝都是用一种羁縻政策应付之，所谓“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清代对于该地的统治机关有将军，有都统，有参赞大臣，有办事大臣，有协办大臣，有领队大臣；职分互相等夷，复杂而无系统，彼此不相上下。

　　就大体上说，都是统兵的军官，并且多出自宫廷禁卫的武员；对于民治吏事，一切不懂。除了括取粮饷，用军队抑制变乱外，他们也没有要理民事的思想观念；朝廷也没有要开化边地的意思，一切皆放任，听其自然，民族又极复杂。所以最易发生变乱，一有变乱，便蔓延不易收拾。左宗棠采定“先实后名”的方针，于南北两路平定后，积极地进行民事：一、凿井开渠；二、广兴屯垦；三、清丈地亩；四、厘正赋税；五、铸造钱币；六、兴办蚕桑事业；七、分设义塾。第七项的关系异常重大，左氏的奏语说：

　　……新疆戡定已久（指清代初年之戡定），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款，均藉回目宣传，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置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诸本读毕，再颁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卅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各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盖读书既能识字，而由音声以通语言，自易为功也。张曜因出《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刊发缠民（即缠回），见者宝贵。……

　　这是左氏的教育同化政策。这种政策，若能继续地努力扩充，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可惜后来统治新疆的人不大注意于此）。左氏举办前列各种事业，无非想把新疆弄到和内地各省一样；换言之，就是要立定改设行省的基础。至于制度建置的方面，左氏的原意，想在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设一个总督，在南路的阿克苏设一个巡抚，管治各道的府厅州县。及伊犁争议问题发生，中俄战争将启时，清廷要左氏回北京备顾问，关外经营的事业，乃交与左之部属刘锦棠；刘氏仍能萧规曹随。

　　伊犁收回后，再经一二年，改建行省的基础略具。到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冬，清廷便行添设“甘肃新疆巡抚”，以乌鲁木齐为省治（即迪化府），裁撤乌鲁木齐都统等缺，任刘锦棠为巡抚，是为新疆施行与内地同等统治之始。为什么称为“甘肃新疆巡抚”呢？这又是刘锦棠变更的小心计划。刘氏曾经奏称：“初议将新疆另为一省，臣颇不谓然。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若划为两省，以二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势难自存，拟仿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原来甘肃无巡抚，由陕甘总督直接统治之），以乌鲁木齐为省治，改名迪化。”

　　清廷也恐怕新疆还难自立为一省，因采刘氏的建议，暂设“甘肃新疆巡抚”，把行省建置的各种事宜责成刘氏办理，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九月），府县建置的规模大定，新疆成为中国一行省的基础完全成立；几千年来视同藩服的羁縻地，现在纳诸与内地同等的位置了。这件事情，算是此时期中政治上一件成功的事。对伊犁的外交问题，虽有损失，也还损失得有限；新疆至今能够保持，不为安南、朝鲜之续，未尝不是因为在此时期中作成了一个比较安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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