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百官行状奏

百官行状奏

　　右臣等无能，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

　　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斩辟；三年平江东，斩锜，张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宪诚，得泽潞邢口；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来受常贡；十二年平淮西，斩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德、棣入管内租税，除吏部；十四年平淄青，斩师道，得十二州。神断武功，自古中兴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来，未著《实录》。盛德大功，史氏未纪。忠臣贤士名德甚有可为法者，逆臣贼人丑行亦有可为诫者。史氏皆阙而未书，臣实惧焉。故不自量，辄欲勉强而修之。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故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或言“盛德大业，远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恶混然不可明。至如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国朝之奸臣也，使其门生故吏作行状，既不指其事实，虚称道忠信以加之，则可以移之于房玄龄、魏征、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之地而已，盖亦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辞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记事则非史迁之实录。不如此，则词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

　　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书实，不饰虚言，则必有人知其真伪。不然者，纵使门生故吏为之，亦不可以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请作行状者，不要虚说仁义礼智，忠肃惠和，盛德大业，正言直道，芜秽简册，不可取信。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假令传魏征，但记其谏争之词，足以为正直矣。如传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

　　今之为行状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虚词称之。故无魏征之谏争，而加之以正直，无秀实之义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为据？若考功视行状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并牒史馆。太常定谥，牒送史馆，则《行状》之言，纵未可一一皆信，与其虚加妄言，都无事实者，犹山泽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记录，须得本末，苟凭往例，皆是空言，则使史馆何所为据？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恶之词，虽故吏门生，亦不能虚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实，辄敢陈论，轻黩天威，无任战越。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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