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八章豫东大战(4)

第三十八章豫东大战(4)

　　其他所俘之敌军官兵，亦妥为安置，决不加以杀害。其中有刘志陆一部官兵，皆粤桂籍，解除武装后，拨车送至汉口而后给资遣散，官长每人五元，士兵每人两元，以为他们路上盘缠。原籍山东、河南者则讲话后就地解散。所俘伤兵，都送入医院为之治疗，和本军官兵待遇相同。我以为这并非做慈善事业，而是尽我们的义务与责任。因为祸国的只是军阀，士兵们是完全无辜的，他们一样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驱迫（这也多是军阀所赐），始应募当兵，变成军阀爪牙。我们不但不应加害于他们，并且应当寄予同情。两国交战，俘虏且须优待，方算文明，更何况我们是内战？这意思曾向首领三令五申，故办理甚佳。

　　经过这次大战，直鲁奉以及孙传芳军一蹶不振，暂时再难向河南进犯。同时第一集团军自从徐州南退，因为内部发生了些问题，蒋先生表示消极，下野遄赴日本；而宁汉之间的冲突亦已诉诸武力。革命的友军们，发生这样分裂，使我困处河南，亦无法单独前进。因此在会战结束后，我除尽力关怀宁汉之争，促请蒋先生出山，并催促山西方面发动军事而外，就埋首于自己内部的整顿。第一，就是肃清后方奸慝；第二，就是加紧整饬吏治，以使内部得以健全与巩固。

　　我自十六年夏间出兵潼关，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局，这其间我们是以全力向前进展，未暇顾及后方。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陕、甘、豫境内的军阀残余，最使我们感到不安。其中麻老九据同州，党拐子据凤翔，田玉洁据三原、泾阳，张兆甲部散居甘陕边境。他们骚扰地方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听，种种情形，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后方的隐患，是绝不能漠视的。因趁此前方军事静止的时候，命宋哲元、刘汝明等率部分别一一剿除。这些妖魔小丑，力量虽甚有限，可是因为在地方盘踞太久，根深蒂固，剿除时颇费了一些气力。其中麻老九为刘汝明所解决，党拐子、田玉洁及张兆甲的残部韩有禄、黄得贵等，则被宋哲元、张维玺先后消灭。

　　吴新田驻汉中甚久，因闻其搜刮地方，骄奢淫佚，置正事于不顾，以致所部败坏不堪。（我认识他时，他才十八九岁，为人精明干练，实心实意地要往好处走，后来陆大毕业，受很完全的教育只因环境毁人，经不起官僚腐化空气的熏染，弄到这步田地真是可叹）。我想把他部调来郑州加以整顿，一方面使其不致沉沦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们军力上有所增益。我和他通电数次，他满口答允。可是开到老河口，其部属即全体哗变。后来费尽精力终也没有收拾得起来。吴新田为陆大毕业学生，学识能力都有可观，然受社会恶劣熏陶，竟致如此下场。我真为他可惜！

　　河南还有一种叫做“妙道会”的民间组织，原是一种宗教团体，为领袖者以刀不入、子弹不过等等邪说，以为号召。愚民无知，受其迷惑，纷纷加入，颇能激动一时。到后来人数加多，胆子也大了，同时军阀们又加以收买，他们公开劫火车、捣乱地方。乃令张自忠负责解决之，经捕获党羽很多，据他们招供是与吴佩孚有关。

　　关于政治和吏治，在我们觉得比军事难办得多。第一，因为革命正在进行，军事阶段，尚未结束，而军阀连年蹂躏搜刮，地方糜烂，人民困苦，达于极点，一直不能使之苏息。在这样的时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处处觉得矛盾与棘手。第二，我个人是个军人出身，我们的团体，也是以军事为中心的团体，关于人才的罗致与训练，亦向来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这样的客观与主观条件之下，要使政治与吏治都能纳入轨道，实在万分地困难。

　　甘肃主席，仍由刘郁芬充任。陕西是宋哲元为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为薛子良，继由鹿钟麟任之。后来战事紧张，鹿率所部忙于作战，无暇兼顾，乃又调邓哲熙充任。三省之中，因为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调整。为补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请王儒堂先生为陇海铁路督办，兼郑州市市长。凌济冬先生为河南大学校长（后来与党部闹意见，学生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经多方劝导，又复迎凌先生回校）。又由上海敦请江恒源和陶行知①等几位先生前来帮同筹划一切。经详审当前实况，并参照民十一我督豫时的施政大纲，制定了河南政治大纲。举凡一切设施，悉按照此大纲进行。江问渔先生后即留省政府为教育厅长。省政府还罗致了几位地方人望，张鸿烈为建设厅长，张钫为民政厅长。张钫原为吴佩孚旧人，民三时曾为汉中镇守使。我那时用人的方针，是只重人才，不问派系，故张之出处虽有不合，但亦举而用之。可是用人与办事毕竟不是容易的事，后来河南人民对于张钫并无良好之批评，江问渔先生亦以事辞职他去，不曾好好地施展其才华。

　　【①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原名文，改名知行，后名行知。家境清寒，经教会协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1914年去美国留学。1916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长。1920年辞去大学职务，提倡教育改造，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改名晓庄师范。翌年，学校被反动派封闭，逃亡日本。1931年回国。1935年参加起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七·七事变后，呼吁抗战，提出抗战教育方案，并自筹经费办著名的育才学校。抗战后期，积极参加反独裁、反内战斗争。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

　　治豫大纲中所规定的重要事项，就是剿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赌戒烟，提倡国货以及崇尚节俭等项。关于剿匪，由赵守钰、韩多峰两位负责办理民团，赵老成持重诚笃勤劳，多少年来始终如一，身体精神尤其壮健。韩则热诚爱国，不辞劳苦，在河南办理民团极有声誉。禁赌戒烟等项，办理亦有成效。提倡节俭一项，军政人员又能以身作则。那时公务人员真正做到勤劳节俭四个字的教条，不但腐化官僚习气大加洗除，即日常生活，亦尽量地平民化，除非万不得已，不得购用一文钱的洋货，衣服都是布制，吃饭都是一菜一汤，上下一律。

　　建设方面，因在军事时期，地方上过于穷困，所以还谈不上，只因许多民房破烂过甚，简直不能居住，故在开封、郑州建筑平民住宅，使一般贫民得免风雨浸凌之苦，车站附近所建尤多，这也是因为地点适当的缘故。又特别注意一点，即令军政各机关执法人员，严禁刑讯。因为酷刑之下要人家招供什么，人家只好招供什么，任何人处其境地，亦无法自持，尤其像火筷等等酷刑，简直丧尽天良，灭绝人道，开明的社会，必不许有。故查知有用刑讯者，即严惩不贷。后来开封、郑州二地为此事作一大运动，颇为收效。此外还有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不必细述。最重要的还是吏治的问题。

　　人选方面尤使我感到痛苦，县长是亲民之官，一切政治设施都得通过县政府，方能达于人民。从前我左右的县政人员都是邓鉴三、薛子良一类人，他们人品方正、办事老练，故能胜任尽职、少有弊病。此时所分发的各县县长，却不能如此整齐。他们认真不苟与勤勉清廉方面，原也是可以信得过的。但一个县长，只能认真办事，只是清正不苟，还是不够，他们更须具有相当的学识与足够的经验才行。而此时的县长，就多缺乏这些重要条件。现在举几件事实说一说，以见当时情形的一斑。

　　鹿钟麟代理河南主席时，分发了一批县长。有一天我问他，他们在地方办事，成绩如何？鹿就将所知情形，一一详告，其中多是能吃苦耐劳认真做事的。如贾德润于民十一年曾为淮阳县长，处处实做，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亲率县队，光着膊子与土匪抗拒，终将土匪击退。此时仍令他为淮阳县长，兼行政专员及民团司令。办事极是努力，可是存心虽好，却以经验不足，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过急的地方。比如对地方土豪劣绅严加约束，不给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赌。有一次在淮阳一个庙会上拘捕赌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后来竟被人民假扮土匪将他打死。又有李团沙，曾为本军团营长，为人极是洁身自爱，处处想往好里做。此次任他为县长，八个月后，他回开封述职，问他地方政情，他说：“我这一县的人民素来以好讼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后，一件官司也没有了。”

　　“你怎么办到这样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两个兄弟为家务纠纷来打官司。两个人在公堂上各执一词，互相争辩，使人无从判断是非曲直。我就说，不管你们谁有理，你们是亲弟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讼，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我要先办你们这好讼和不孝的罪！于是各打一顿军棍，使之背脸跪在县府门前。同时对围看热闹的人讲了一番话，本县长最厌恶好讼的风习，若有人来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军棍！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无一件讼案。”

　　陕西凤翔县县长刘砚金，也有和这位为民“息讼”的李团沙相同的做法。他在任内，最注意卫生清洁的推行。每天早晨起来，就赤着脚，裤筒卷到膝弯上，手里拿一根棍子，亲自到街上去查清洁。谁家门前有污秽垃圾，他就抓出家长来，用手里棍子大打一顿。他每天要走遍满城的街道，满城的住民都有挨打的危险。他问案的时候也是光臂赤脚，把脱下的褂子搭在肩上，蹲踞在公堂椅子上面，宛如窦尔登的派头。诉讼者三句话没说得好，他就给他一顿棍子，打得人民含冤莫伸，敢怒而不敢言。

　　李、刘两个县长是办事鲁莽、好打百姓。河南新安县更有一个县长，因为办事不通情理，反挨了百姓的一顿打。那时陕、甘、豫各地都厉行放足运动，各县设有放足会，劝导妇女分期放足。第一期为准备期，第二期为实行期，第三期为检查期，每期三个月。这也是治豫大纲上面所规定的办法。这位新安县长到任的时候，正值检查期。他亲自出外检查，走到街上恰好遇着一个缠足的新娘子，还没有遵令解放。县长一怒之下，就迫令她在街上立刻解除缠布。这事引起观众的反感，人人愤慨难制，于是群起用砖块瓦片把他痛打一顿。时邓哲熙为代理主席，当即把他撤职。那时我在新乡指挥战事，这位县长即跑来见我，以为我是极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着我的意思办事，如今受了撤职处分，未免觉得冤屈。我告诉他说：“像你这样鲁莽灭裂的办法，不但应该撤职，而且应该监禁！”从

　　前邓鉴三先生为湖南临醴县长，也有挨家挨户劝人放足的事，但他却办得合情合理。第一，他在任日久，与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劝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请出来，和他们详详细细地痛说缠足的害处，慢慢说得父母们都心动了，而后再令自动实行；第三，他在检查的时候，也只是好言劝说，决定不直接去和少年妇女交涉—他以一个年老的人，劝到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放足，也决不致于引起人们的侧目。我把邓先生的例子详细告诉了这位县长，为他把天理、人情、国法三者，反复详论，使他明白自己办法的不当，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还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为县长，后来升到专员，办事颇能认真，可是私行不检，他在任上竟恋爱了一位女教员，使本地方父老大为不满，于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办法太坏，毛病就在于学识不足、经验缺乏。这原也难怪他们本人。他们多是军人出身，年纪又轻，叫他们去做县长，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厨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饭，却叫他做衣服，岂不是大错而特错）。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谈此，以为是我们自己不可掩饰的错误，真是对不住国家，对不起人民。但是除了这些半路出家的县政人才而外，我们的政治干部在哪里呢？这必须早有预备才行，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奏效的。

　　总司令部政治部自刘伯坚走后，即由郭春涛、简又文担任正副部长，总部党务由凌勉之担任，宣传处长由孟宪章担任，总部秘书长原为何其巩，后何请假他去，即以黄少谷继任。郑州会议后成立开封政治分会，顾孟余、徐季龙诸先生，均为分会委员，实际负责人则为邓飞黄，亦中央派来。有朋友在我面前说，邓好用私人，对其不满。我倒觉得不然。我说邓先生二十来岁，刚从学校出来，认识的人不是同学，便是朋友，不用同学或朋友，另外再没有熟识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们说，我终天忙于治军，你们有适当的人才，请多多地介绍前来，我们是极端欢迎的。

　　为了补救行政干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机构举办了几个训练班。政治分会成立了一个政治训练班，由邓飞黄专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个县长考试委员会，由王铁老为委员长，专门考核并训练县政人员；又由薛子良、余心清办一讯政学院；李世军主办一农村训练班。这些训练教育的机关，都办得有相当成绩。经此一番振作，基层政治的推行，虽不能说从此就尽善尽美，但比较以前总算进步得多了。

　　训政学院的办理，因薛子良、余心清悉心努力，所以显得很有朝气。那时我常到学院中参观，看看学生的生活，谈谈规定的课程。有时找我讲话，我即在操场上和学生们谈几句，学生们都很活泼。除功课而外，于身体的锻炼，亦甚注意，他们的运动器具，都是西洋的一套，和普通的新式学校完全相同。这个我总觉得不妥。我常常发狂论，以为新式运动，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货，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国货，鞋也是舶来品；打网球，网、拍子，无不是美国来的；排球、棒球、篮球亦无不如此。

　　打球我一点也不反对，我只反对这样疯狂地为外国人销货。这也是运动，可实在是少爷小姐败家子的运动。要活动身体，劈刀不行吗？舞剑不行吗？摔跤打拳不行吗？中国的十八般武艺，没一件不足以使我们出一身大汗，活动全身血脉筋骨。你说那些玩意儿太陈旧了，可不知道西洋的一套田径运动，也是从希腊罗马时代传下来的。我们既不能好好继承古昔遗产，而发杨光大其精神，又不能按照民族本色，另外发明些新鲜活泼的玩意，一味地只是盲从西洋，忘记了自己是个破破烂烂的农业社会的农业国家，想起来这真是我们的大耻辱。

　　李世军主办的农村训练班，隶属于总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长简又文来见我，气愤愤地要求辞职，说政治部里出了不名誉的事，使他无法处理。经我一阵追问，他始说出李世军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暧昧关系，晚间，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经闹得不成体统。我听简又文如此说，不禁笑了。我说：“这事好办得很，如果李世军是强迫的行为，那女同志势必向你申诉，你自然应当按法办理。如果是两相情愿，出于自动，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认为此事有碍部纪，那你把他们记过也可以，申斥训诫也可以，甚至开除也无不可。自己责任内的事一样都不办，就要跑来辞职，岂不是和我为难吗？那又何必呢！”

　　经此一说，简先生方回去查问去了。那时前方战事正紧，他们却在后方闹这些麻烦，真是可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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