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九章豫北大战

第三十九章豫北大战(1)

　　经过十六年前后豫东、豫北的几次血战，河南局面，虽暂告安定，但长江流域和冀、晋原野，都燃起了连天的烽火。宁汉间的局面时弛时张，意见迄不消释，而亲痛仇快的战幕不免终于揭开。幸而变化微妙，急转直下，干戈忽又化为玉帛；跟着是要人下野，党部改组，上海发生了特别委员会的组织，直到宁汉政府合并，南京组成国民政府，共推谭组庵先生为主席。这期间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新的局面，都有别种记载可查，这里不必细说。同时，在北京借称大元帅之名的张作霖，自从攻豫失败，积极重振旗鼓，添聘了许多日本顾问，备办了充足的军火，另新发动了攻晋攻豫的战争。山西以傅作义驻涿州，被奉军重重叠叠地围困起来，傅作义坚毅沉着，守着涿州后，与奉军死抗，奉军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损失，仍然未把涿州撼动分毫。在这个长时间的涿州县城争夺战中，傅作义将军的英名轰动了全国，而我方平汉路军事全局，亦因此获得很大的便利。

　　阎百川先生就任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誓师讨奉以后，我的驻晋代表李子晋从太原回到郑州，见了我，说了许多的拐弯话，我和他说：

　　“我的性情素来直率，不善应酬，你们在外边为我代表，必须替我弥补这个缺点，尽力地随和随和，说些好话，以便与各方感情日臻融洽。若你们也到处得罪人家，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听了我的话，很表示他抱屈，半晌才说：

　　“我本有许多话要向你报告，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必说了。但有两件事实还是说一说，请你记着：第一，张学良盘踞彰德的时候，山西本就要发动，打算出兵石家庄，抄袭奉军的后路以与我们呼应，收夹击之功。可是张学良事先听到风声，即请乃父张作霖备办大量礼品，送了过去，向对方表示好感，并请山西方面一块儿先把青天白日旗制好，容给他们三天考虑的时间。这个要求，对方竟然答允。哪知道是奉张的缓兵计，三天过去了，不但未曾践约易帜，反把他们的炮兵开了过来，对之猛轰。吃了这一个闷心亏以后，才决定发动；这是自误误人的一个事实，很值得记住的！第二，我在山西多时，一直没听见一句肺腑中的实话。只有一天，我们谈了五六个钟头，直到夜深两点钟。当时越谈话越多，越说越高兴，俗话说‘言多语实’，一天我听到两句实话，我永远都不忘记。他告诉我他的处世秘诀就是：话说得越彻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彻底越好！他把话说出了口，马上就自悔失言，我心里也感觉得很不痛快。我们彼此瞪着眼，很久没有再开口。这两句话是极可珍贵的，因为确实是他肺腑中的真话。”

　　这位李先生的眼睛生得有点斜，我就只好开玩笑似的和他说：“你是眼斜心不正！好话你记不牢，偏偏记牢了人家的坏话！”

　　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话而生无限感慨。

　　在那时，平津为军阀势力的大本营，那方面的动态情报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张敬舆先生时居天津，于此项工作极是出力。他以五千元办一无线电台，请丁春膏等负责，专与我们联络情报，一天之中发几次电报。另外他自己又设法与我们通递书信，数日一次。此事张先生热心帮忙，花了不少的钱，费了很多的心力。后来张作霖侦知，一日请他吃饭，即在宴会席上将张先生杀害。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在北京，也有一个朋友帮着做情报工作，也冒了许多的危险。

　　军阀们在他们的防区内企图消灭革命势力，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对于革命党员固然大肆捕杀，即普通人稍微有一点与革命有关的痕迹，亦都加以拘捕。北平街上受我们拖累者甚多。有某布店因本军某团专在他家买布，竟被罚款数万元；又有一家米面店和一家药铺因与本军有买卖关系，老板亦被捉去压杠子打鞭子，弄得九死一生，结果仍是罚款释放。试问商家买卖，何来仇恨，又有什么政治关系，真是暗无天日。有位朋友王弼臣，在保定府住家，因为他在客厅中悬挂过我的一张相片，便成为了不得的大罪，被军阀们的爪牙抓去，待之如江洋大盗，手上脚上都给戴带铁链，百般地勒索讹诈，结果罚了一万多元，闹得倾家荡产，一家几十口都没饭吃。

　　住在北平的国民军官佐的眷属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狱，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个曾在本军当过伙夫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二罚，走投无路。本军将领之中，刘菊村做过京兆尹，张之江做过察哈尔都统，李鸣钟做过绥远都统，鹿瑞伯做过北京卫戍总司令。我们的部队，自成立左路备补军第一营，直到此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止，除开短期在浦口常德和谌家矶驻防外，其余的时候，大都驻在华北一带。华北几省无论城市或乡村，到处都有革命军的亲故，到处都有国民军的朋友，他们受我们的拖累，遭殃被祸的真是不少。万想不到军阀暴虐无理，以至于此！说军阀所在的防区即是人间地狱，实在一点不假。

　　在山东方面我们派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被张宗昌杀害的也很不少。其中有一位王君，曾充本军旅团团长，住在山东，为我们常常通信，后来即遭枪杀之惨。张宗昌在豫东苏北战败，回到济南，一肚子气愤无处发泄，迁怒所及，横施虐杀。郑金声被姜明玉叛变劫获，即被解赴济南，同时被押的尚有田瑞霖及一位从安徽捕去的马君。此时他为发泄气恨，便把他们三个人提出来，想着加以处置。见了郑金声，立刻迫令下跪，郑不跪，怒道：“你要枪毙我，请赶快下手，不要多话。我为三民主义为中国国民革命而奋斗，什么都不怕！”闻者均为之落泪。张宗昌改变态度，许予大官，郑金声即满口“土匪”、“卖国贼”，对之痛骂。张恼羞成怒，把他们三人同时枪决了（其中田瑞霖为陆大速成班第一期毕业，河南沈邱人，为人热诚勇义，随段先生任事时为最敢言之人，故有“田大炮”的别号，学识能力实为国家有用之材）。后来二十二年郑继成刺杀张宗昌于济南车站，便是为他的叔父郑金声报仇。张宗昌祸国殃民，落得如此下场，想来还有点死有余辜。

　　豫东之战，我们在考城方面截获张宗昌部十几尊大炮，运到后方查验，发现每尊大炮的弹膛都已炸毁。大家猜度原理，究竟是他们退却的时候自己故意炸坏的呢？抑或是另有他故呢？许多人都莫测玄奥。我知道从前袁世凯曾特意令兵工厂制造一种爆炸性的枪弹及炮弹，专门用来炸毁败退时不及抢走的枪炮，以免资敌。我想莫非张宗昌也备有这类的炮弹吗？后来打听，才知道并不是那回事。原来那完全是兵工厂里的工人作弄的把戏。他们痛恨军阀，同情革命，故意仿制了爆炸性炮弹杂于普通炮弹之中。及至运到前方应用，好好的大炮多在开火后炸坏，无从发生作用。

　　蒋先生自徐州退却后下野，悄然遄赴日本，不久即经各方敦促，返国到沪。那时我在开封，闻知蒋先生回国，极是高兴。即与阎百川先生电商，请共同拥护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俾北伐大业得早完成，连同电稿一并拟好附去。当蒙阎先生复电，签字赞同。于是共发一告全国同胞的通电，说明当前大势及我们的襟怀。同时并致电蒋先生，表示我们的诚意，请于早日回职。蒋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思，即回京就职。当时经过，毋庸细述。不久蒋先生亲自和马云亭同到郑州，送给我一个谱帖，与我约为盟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他的恳挚之意，很使我感动，亦即具一帖，写道：“为完成革命实现主义，我愿以至诚跟你一起奋斗到底。”

　　和蒋先生同在郑州盘桓数日，接着又到开封。时敌方增兵北路，冀晋一带战争尤烈，乃共商继续北伐的任务分配。那时还有些内部的问题，蒋先生很是挂念。一天，我们同在开封各处走走看看，蒋先生对河南情形很说了些夸奖的话。当时他提及他所悬心的一些问题，我劝他说：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先贤教训，是尽管人家疑惑我们，我们不能疑惑人家！尽管人家不容我们，我们不能不容人家！苟能持此原则做去，前面都是康庄大道。”

　　因详述汉高祖封雍齿的故事，把自己的管见都坦白说出，以供参考。商谈了个大略，他即回返南京。

　　这时要继续北伐，必须要先将徐州夺回。乃与第一集团军联络由蚌埠、砀山、归德进兵，两面夹攻，敌军不支，退出徐州。于是商妥蒋先生率第一集团军分三路沿津浦线向北推进，贺耀祖在铁路以西为左路，陈调元在铁路以东为右路，蒋先生自为中路；我们这一边，以方叔平为右路，与第一集团军左翼贺部相联络，方部左翼则接孙良诚—孙部取道曹州直攻济宁。许长林与石友三两部，都留驻开封、兰封一带，为预备队。北路方面刘镇华在大名，孙连仲和韩复渠在彭德一带出黄河北岸向北推进。当时的部署，大致如此。

　　豫北彰德的战事最先爆发。孙连仲率部向敌猛攻，敌方陆上用坦克车冲击，空中用飞机狂炸，战况非常激烈，孙连仲多次受险。孙连仲为人有胆识，好读书，谦下和平（真能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故虽然年轻，而人多愿与之协同作战），勇敢善战，尤是特长。共同作战的还有韩复榘部亦全力挺进，牺牲很大，伤者颇多。他们在鹿瑞伯指挥，刘菊村策划之下，不取巧，不懈怠，同心戮力，与敌人勇猛拼杀。全体官兵，在千辛万苦、衣服弹药极端匮乏的境况中，能抱定有我无敌，有进无退的决心，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车、大炮、机关枪搏斗。他们没有懦却不前的，没有不严守纪律的，没有不爱护百姓的。这次会战，我们连死带伤约有一万人之多，沿途各车站上都挤满了死尸和伤兵，牺牲之壮烈，视上数次会战尤甚。但是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终于击溃了敌人，他们鲜红的热血，写出了一页页光荣的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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