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2)

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2)

　　季龙先生说，苏联既愿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上，携手奋斗，便不应在中国正当进行革命力谋打断日本帝国主义所加的锁链的时候，而与中国的敌人—日本讲什么亲善，说什么敦睦邦交。日本是东亚的强盗，苏俄为何要与强盗为友？拉狄克说，主义与政策不能混为一谈，政策与外交手段又有不同。他说主义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外交手腕又是一回事。季龙先生说，便是这样，你们也当给我们一个信儿。现在如此办理，我们国民党的三大政策怎样向人民交代？第一天他们辩论了两个钟头没有结果，第二天再见面，又辩论了两三个钟头，愈是辩论，愈是激烈，愈是不得解决。看样子他们真像要打起架来才能罢休。季龙先生心里不服，尤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我于此事极佩服季龙先生，真不愧为爱国家爱真理的有心人。

　　他对问题严肃认真的精神，真是少见的。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海陆空军的委员长。我访会他的时候，提出一些关于苏联军备的问题请教。他详谈我所询问题，说话有条有理。人们都见过他的相片，大脸大口，浓眉大眼，浑厚而有精神。他的服装和普通士兵一样，只领子上符号不同，算是全苏联最高军事领袖的特别符号。他的饮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样，日常生活，非常简朴，真正做到与士卒同甘苦的地步。后来他也问及关于我们国民军和军阀们苦斗的情形，与国内政治的一般形势。他说，中国是一个有伟大前途的国家，只要坚持主义，努力贯彻，没有不成功的。陆海空军委员会所即在大街上，门前看不见岗兵，岗兵站在门里，老立着正，不许稍息。这样的办法，和中国的情形正相反。我们衙门，站岗的都摆在外面，好像唯恐人家看不见一样。有的两个，有的四个，张作霖的岗兵老是六个、八个，格外显得耀武扬威。

　　苏联出版事业由国家经营，国家印刷出版的书籍，供应全国，日以万千计。这机关归他们的教育委员会管辖。教育委员长那时是卢那卡尔斯基。这人很有语言天才，会说几种回回话。当苏联刚刚推翻帝制、革命基础尚未巩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联合进军围攻，希图破坏其革命政权。在南俄土耳其斯坦地方，有股革命农民军兴起，也将发生战事。显然的，那时的红军无论怎样坚强，是不堪再加上这边一支敌军的压迫了。军事当局看着危局已迫，而又无法解脱这个难题。

　　这时候卢那卡尔斯基自告奋勇，要求派他到那里去。他自信可以用理论去说服这顽强的敌人，取得兵不血刃的胜利。许多人都认为这太危险，恐怕他徒遭牺牲，他仍然坚持着去了。经过了多少困难，始得到达，一到敌人那边，果然便被逮捕起来。他见了敌军司令官说，我有几句话，等我说完，你再杀我。乃与之侃侃而谈，痛陈他们革命意义与价值和对于弱小民族的利益。那司令官初尚不听，不等他的话说完，便要杀掉他；终因敌军参谋长的缓颊，卢氏乃得尽陈他的理论。他说了足足四个钟头。那司令官心已动摇，便对他说：

　　“你如果能说服我们全体官兵，那我们就赞成你的意见，停止进兵的计划！”

　　全体官兵召集好了。他刚刚站上讲台的时候，群众对他感情极坏，詈骂叫嚣，秩序大乱，甚至有举起枪来做枪决他的样式的。但他讲了一点钟后，群众渐渐安静了；讲演完毕，全体官兵都倾心赞佩，异常坚决地举起手来，愿意与苏联革命政权携手共同奋斗。天大的一场风波就这样渐渐地平息了。

　　我有幸听他亲自畅谈这次事件的经过，心里感到无上的兴奋。

　　托洛斯基也曾会谈。那时他方在病愈之后，住的屋子很是讲究。他是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那时已经快五十岁，相貌奇伟谈吐也不俗气，处处显出坚毅果断的神气。我们谈了三个多钟头的话，都是关于革命方略一类问题。我对此类道理，那时毫不熟悉，为要藏拙，我不大开口，只听徐先生与之畅谈。我素来听说托氏是一个奢华风流的革命家。但我并不因此而歧视他。我以为圣贤是圣贤，英雄是英雄，不可并论。魏无知介绍陈平于汉高祖，高祖以其品行不端，欲拒之。魏曰：你需要的是英雄，不是圣贤。我若介绍伯夷、叔齐给你，于你何补？高祖乃悟。列宁当初信用托氏，恐亦此理。我想在生活习惯上，列宁一定和他弄不来。他住那么好的屋子，那样奢华地享用，茶碗点心拿出来，都与众不同。列宁在当时看得惯吗？但毕竟重用之，列宁真不愧为革命领袖。

　　那时斯大林住在黑海养病，不在莫斯科；仅只给我一信，说等他病好，再行约会。我很想和他见面谈谈，可是始终不曾见到他，引以为憾。

　　又见到列宁夫人，那时她为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又有列宁之妹，亦同时见面。列宁夫人庄重恳挚，说话不慌不忙。那次她赠我一部《列宁全集》（二十六册）和一座列宁雕像；那像看去如铜质的，不想掉在地上竟打碎了。列宁之妹亦赠我同样一份。

　　苏联是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上一切设施与制度，都是为平民着想。比如饮食，那时肉类、鸡、鱼和其他珍贵的食品，定价非常昂贵；生活必需食品，如面包、牛奶、白糖、食盐之类则大量出卖，价钱非常地低廉。在莫斯科生活，每人每月有十元的费用就可心很舒适地过日子。这在其他国家的都市里万万办不到。有两次，我们从街上买来面包，剖开来里面有半截烟卷。初时不懂什么缘故，觉得不卫生，拿去告诉警察。警察处罚了那家面包公司，此后即未再有此事。想来皆因做得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烟卷头弄了进去。这类面包公司，都是大规模地制作。这样，人工柴火等等皆较经济。若家家户户自制，则一万家人家，即需一万个炉灶，一万个人工，所费为如何？凡事都是集体化为佳，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衣服一项，也是如此。为平民预备的，已经制成的衣服，价目极贱。如果要穿考究的衣服，必须自己到成衣店里特制，价目可就卖得骇人了。

　　苏联行的是保护税制，为要限制私人过分地享乐，对于人口的奢侈品例征极苛之税。比如为私人享受的福特汽车，每辆要征九千元的税。为公共用的大汽车，则征很低的税，甚至不征税。

　　那时苏联政府还在禁酒，但俄国人民好酒成性，在礼拜日仍有很多人跑到野外树林里喝酒。他们对于音乐有特殊兴趣，在风和日丽的天气，坐在蓊郁苍翠的树林中，一面喝酒，一面奏乐唱歌，确也可以消除一礼拜来工作的疲劳。可是在街上时常发现倒卧地上的醉汉，三三五五所在都有；这就未免过于沉溺了。

　　苏联虽是一党专政，但对于非党员毫不歧视，对于党员亦毫不偏袒。党员和红军犯罪，反较非党员或普通人惩处更严，往往加倍治罪。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副委员长和总务处长两个人因购买黄金，有舞弊情事（若以为共产党中不会有贪污之事，那是错误的，但不同的是他们严究不贷，并不认为究办了就失党的面子）。这事若是普通人做的，至多不过处以无期徒刑，但因为他们身为官吏，又是党员，所以都执行枪决，并把他们的罪状公布于全国。这样公正严明，执法如山，人民怎不信服？反观那时我国政府，却上下欺骗，狼狈为奸。所谓“官官相护”，同僚们舞弊犯罪，彼此心照，挤挤眼就算完了事。主官亦“掩耳盗铃”装做不问不闻。虽有弹劾之例，但对于有权势的人则轻易不敢相加；即使偶提弹劾，也轻易不发生效力，甚至宁可修改条例，以将就袒护之。如此纪纲不振，法令无从执行，吏制鲜有不窳败者。

　　苏联政府官吏待遇，最高的每月不过二百三十元，最低的也有七八十元。完全本着大官不过多，小官不过少的原则。虽然还未完全平等，不分轩轾，但已经相当合理了。工人的待遇却特别优越。我住在欧罗巴旅馆的时候，和旅馆里的一个女工闲谈，我问她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每日多少钱的报酬。她告诉我说：

　　“我在这儿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得四十五元的报酬。我在这儿服务已有二十年了。在帝俄时代，每月仅有三四元的工资；革命以后，政府提高工人的待遇，便增到现在这个数目。在工人之中，我的报酬还算是最少的。这完全是法律给我们的保障，政府给我们的福利。”

　　“你原先仅有三四元的收入，怎能维持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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