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3)

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3)

　　“过去的苦况简直不堪回想了。家里父母子女，几个人完全依赖我的收入过活。那时候哪能说得上是生活，完全是在饥饿困苦中挣扎！”她停了一会儿，又很愉快地说，“现在我们好了，现在我们不但能够维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可以余下钱，闲暇时候还可以看看电影、跳跳舞！”

　　我访问其他工人，他们也都对现状表示满意。苏联政府如此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怎不热烈拥护呢？

　　那时莫斯科各方面都一天天向新的路上迈进。我参观了他们的许多机关和工厂，由一位会说中国话的女子做我向导。飞机制造厂和航空学校，设备极完全。我以为铁厂、钢厂、飞机厂，这些重工业都是立国的根基，少了一样，即如一个人少了一根骨头，即站不起来。我国要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还得大大努力。

　　苏联的步兵学校和机关枪教导团我也参观过。教导团团长是个英武壮健的军官，年纪很轻。他原是木匠出身，后来参加革命，以积功升为连长，毕业陆大后，便擢任该团团长。因为他不是少爷出身，所以深知士兵的艰苦。他的太太原先是一个缝工，此时入了文理学院肄业，年龄和她的丈夫相仿，为人活泼聪明，招待客人很殷勤周到。

　　我参观他们的兵棚的时候，正遇着他们在吃饭。我也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和他们同吃了一顿饭。他们吃的是一盆洋白菜汤，内有一大块牛肉，每人都可吃到三四两肉，很有营养。我想我国的士兵，在吃的方面未免太苦。别的方面尤可忍受，吃得太苦，即影响健康和精神。若能每人有两个鸡蛋，三、四两肉，就可以供应身体的需要了。只要能节省其他方面的消耗与浪费，这并不是难办的事。

　　饭后我和士兵谈话，他们都有相当的政治常识。他们对中国的情形很熟悉，知道吴佩孚是以英帝国主义做背景，张作霖不折不扣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每连都有一所红色列宁讲堂，这是专门对他们讲解主义和传布政治知识的所在。

　　参观他们的陆军大学，我发现学生的领章，有许多曾充任军长、师长和军医、军需。我问他们既已担任军队中的职务，为什么又来上学呢？他们说，他们多是工匠出身，作战经验是有的，军事知识却很欠缺，军佐们甚至连命令都弄不清楚。政府为要补救这个缺陷，特在陆大成立了一个特别班，把他们一批批地调来受训。我想我国很有采取这个办法的必要。我们军队里的官佐，多半出身贫家，连普通启蒙教育都没有受过，至于高深的军事知识，更是说不到了。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官佐士兵的教育虽然竭力地讲求，但成绩究竟有限，有时仍吃官佐程度太差的亏。我们政府也应采取这种办法，分批调训，提高全国现任官佐的程度，以弥补其缺点。

　　我也参观了他们的农业部。我如乡下佬儿进城一般，遇事一一细问，得了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知识。他们为了改进农业，特设农业教育馆，专门讲求种植的科学方法。他们本来行的是三期制：将一块地分作三丘，每年只种用一丘，轮流休息。他们很重视我国的农业技术，比如换种制，我国实行已久，如今他们已弃三期制，而效换种制（如年年在一块地方种西瓜，第二年即不长瓜）。馆中经常地召集农民听讲农业常识：如害虫、益虫、益鸟等等，亦都细说，以灌输科学知识。

　　又有农民招待所之设，是专为招待各地来游莫斯科的农民的。农民因诉讼或其他的事情来到莫斯科，都有住招待所的权利。所里的伙食取价很廉，在外边花一元钱吃的饭，在所里只需花两角钱。我曾在那里吃过两次饭，真当得起物美价廉四字。所中办得极完备，甚至做状纸代打官司的律师也有。为平民谋利益，即当如此无微不至。

　　莫斯科的博物馆很多，石像、油画、历史、革命等博物馆我都参观过。石像博物馆里，以石膏像为最多。有许多画像，皇帝、皇后、神父和帝俄时代的大将都有，技术都很高超，真是惟妙惟肖，和真人站在那儿一样。我问馆里的一位当事人，这么一张画现在能值多少钱。他说：

　　“这种画在帝俄时代能值一万卢布，甚至十万、八万，现在已经不值钱了。”于是他告诉我这些画只讲究技术，而内容毫无意义，他说：

　　“现在值钱的必须有技术，而更有意义。比如，曾有一幅描写帝俄时代农奴生活的画，画着三个六七岁的农奴的孩子，骨瘦如柴，拉着一辆装满柴草的大车。那种困苦吃力的样儿，活跳跳显现在纸上，把地主的暴虐不仁，深深反映了出来。皇帝觉得这张画有煽动革命的嫌疑，把那画家捕获入狱。但那张画却侥幸地被人保藏起来，一直没有毁坏。革命成功，这张画便成了最名贵的作品。现在能值三万卢布。”

　　据说那张画的技术，并不特别高明，可是因为立意好，又有这样一段历史，便博得大众的赞赏。由此知道绘画一道，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须能够表现时代与社会，方为不朽。

　　革命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关于革命的事迹，从帝俄时代起，所有关于革命的报纸、杂志、画报、泥土塑成的囚禁革命党人的特别监狱模型等等，都按照年代，一一陈列在那里。所有革命英烈，都塑成石膏像，受万众的瞻仰。列宁的生平事迹，也以实在物品表示出来，以至他被刺杀时刺客所用的手枪及枪膛里剩余的一粒子弹，都很有秩序地排列着。还有鲜花制的列宁像，数日即一换，一群群的男女学生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我想这些实在物品所表现的革命历史给予他们的知识教训及熏陶暗示，当比读许多革命历史要强胜几倍。馆中职员都由女子充任，个个态度和蔼、极有学问的样子。

　　红军博物馆那时正着手布置，还没有完成。但那已经布置好了的一部分，即足够人赞佩的了。每一次战役红军进击或退却的实况都绘成很生动的画图，张挂壁间。红军的枪支、服装以及伤兵在医院里的情形，也都以实物或模型陈列出来。这多么的具体活现的革命纪事，这是多么激发人们的革命情绪的博物馆。

　　博物馆之中，尚有一所民族博物馆，将全世界及全苏各民族服装用品及生活风俗等一一制成模型陈列出来，使参观者如读一本活的地理历史书，真是有趣。

　　克鲁泡特金图书馆是克氏生前的住宅改造而成。那条街在他死后改名克鲁泡特金街。一进门首先便看到克氏的宗派图。据图上说明他是帝俄皇室的正宗，也是贵族的一支。我看了这个宗派图，觉得一个人的意识固然是环境决定的，但个人也决不是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个人的意识大可以冲破环境的束缚，而向前进步。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学说，他那热烈的革命情绪，都不是贵族的守旧社会里所能生长出来的。

　　又看见过莫斯科水库，工程极伟大，供给莫斯科全城三四百万居民用水。汲水、滤水等等设备至为精妥。还有专门管垃圾废物的工厂，怎么提油，怎么化毁，都用机器。工厂听说也极伟大，可惜没有得暇去看。

　　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听戏，为苏联政府所邀请，一位兵工厂的管事者陪同去的。那管事者是个大个子，和鹿瑞伯相熟，因他到中国，鹿曾招待过他。那天演的是描写英人在宜昌枪杀中国人的故事。剧作者是一位曾经在中国住过的俄人。表演得很成熟，布景尤能逼真。一只大轮船的模型也巧妙地搬到舞台上。码头上有修脚的，有卖毛巾、卖耳扒者，他们后来都下台向观众兜售，很有意思，剧情极生动。帝国主义者驱使买办，买办驱使工头，工头压迫工人的种种情形，都赤裸裸揭露出来，摆到观众的面前，使每个观众的心里都燃烧起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怒火，而对被压迫的民族寄予深厚的同情。这出戏演完，还演了一出歌剧。歌词我虽然不懂，但声调颇为粗俗，动作也是乱行乱闹，我不大能够欣赏。那兵工厂的管事有一位太太，满嘴涂抹口红，耳上戴着很长的珠宝耳环。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笑道：“我不知道，最好你问她自己吧。”翻译名克拉夫，亦在旁大笑。恐怕是革命后他闹的什么皇室小姐之类。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客厅布置得很讲究，那椅子特别舒服。他告诉我，他把布置七八间客厅的钱集中起来，办了这一间客厅的家具。

　　工人有夏令会的组织，每年有两星期休假，每天吃五顿，成天打球，泅水，随意游散或阅读书报，此外无别项工作。著作家亦有夏令会的组织，都由政府款待，住在昔日王公的别墅内，图书齐备，招待周到，亦吃五顿。那天同参观的有于右任先生，我们对此事都不胜其欣羡之情。于先生说，在我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要打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管？不但不管，还要用种种方法威迫利诱之，否则逮捕枪杀之，使他们不能为真理正义说话。他们真正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工作绞尽脑汁，但是手中无武力、无枪械，无金钱，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于先生说的是实情话。直到今日，一般文人还都生活困难，带着一大群家小，拨到这里，搬到那里，收入微薄，需要的书报也办不齐全，哪里有心写出什么巨著来？

　　每逢星期假日，野外树林中最为活跃热闹，到处人们熙熙攘攘，音乐歌唱，如在天国乐园中相似。人民辛苦工作了一星期，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玩玩笑笑，以畅胸怀，于精神身体与工作效能，都是不可少的。

　　我在张家口时所聘的总顾问任江，为人诚恳坦白，后因干涉骑兵教导团分配马匹之事，辞职回国，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他为中将阶级，任训练总监之职，见我极亲热，处处予我们以帮忙。

　　我因左肋下感痛，想到医院看看，即被导入院。身体全部都经仔细检查，又照X光，检不出病之所在，以为是劳累过度，叫我多多休息。后来又以为系牙齿有病所致，故又入牙医医院检查，亦没查出什么病。在牙医院中，见其牙病模型种类之繁多，证明苏联人民牙齿不及中国人的远甚，恐怕是因为他们喜欢吃糖果之故。

　　我曾参加过几次集会。一天军委会副委员长杜恰哈尔夫斯基通知我，他们将开一航空委员会，约我去参加。那次到会的不满二十人，会议极有精神，极有秩序，大家有话即说，无半点拘束与乔假。真是着重内容，而不重仪式。其所行规例，与中山先生民权初步所示者略同。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还开过欢迎会。东方大学学生包括东方各民族，中国学生亦很多。致欢迎词者名片山潜，日本人，已五六十岁。他以英语讲了两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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