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

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1)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正午，我们一行人到达了莫斯科。经过五六天困顿的火车生活，一下车，便觉得耳目一新。在车站上欢迎的人员很多，步兵、骑兵，都人强马壮、武器鲜明。苏联政府人员个个显得精明强干、富于朝气。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男女青年学生。他们约四五百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儿，都有一种英俊有为的样子。他们手里持着小旗，狂热地高呼着“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使我极是感动。他们贴的标语各式各样，诸如“欢迎国民军领袖”之类。在别国留学多学机械、学工程、学矿务、学医药等等，苏俄留学生则专学革命。这般有骨头有血性的知识青年，后来回国后，流血汗，拼性命，为国家，为民族而英勇地奋斗，有的已光荣地牺牲，有的方为国家的栋梁，那时我想到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即为之十分兴奋。照相的把我们团团围拢，重重层层，十分拥挤；也有拍摄活动影片的，拿着各种各样的机件，真是从未见过。随后有代表致欢迎词，我也略说了几句客气话，答谢他们。

　　在站上扰扰攘攘，足足闹了一个钟头，我们才走到街上。街道很宽阔，很平坦，很清洁，处处整齐活泼，井然有序。我们坐着汽车往苏联政府预备的欧罗巴旅馆去，汽车是篷子车，篷子并没放下来。我和徐季龙先生同坐一车，风驰电掣在平坦的街上急驰。走到半途，徐先生的帽子忽然被风吹掉，车走得太快，来不及停车拾取，满以为这顶帽子是失了，要买一顶新的了。孰知我们到了旅馆里，没过十分钟，警察就把那顶丢失的帽子送了来。这样优良的警政，很使我们羡慕。

　　欧罗巴旅馆是一座堂皇富丽的大厦。苏俄政府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饮食，招待得极是殷勤。我在张家口住的是土房，我一生也未住过这样好的大楼，心里老觉得不安，想自己找一家较小的旅馆去住，招待的人一定不肯。我想着国内正与军阀苦斗的朋友与同志，对着面前讲究的饭菜实在无法下咽。于是自己上街买些萝卜、大葱回来佐膳。招待者不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怕花钱，见而暗笑，一再申说这是他们政府预备的，不用我自己花钱。我说不是你说的意思，你不懂得我。再三纠缠，始允我办。

　　在旅馆住了几天，我便迁到查理村去住。苏联政府为了我参观与考察的方便，特派乌斯马诺夫先生为我的顾问。乌顾问曾任过加伦将军的参谋长，很有学问，谈吐也好。他本来学习文学，后来投到军队里当兵。那时还在帝俄时代，他在军队中宣传革命，不遗余力，长官屡次警告他，威吓他，但他不听，仍然坚决沉毅地干下去，曾多次入狱。以后入军官学校，继续深造，求得很高的学问。我们在查理同住，他每天给我讲一点钟的辩证法唯物论，每次总在郊外的树林下上课。这是我研究新兴哲学的开始。同时，我还请了一位绘画教师。那位先生很年轻，每日远远地坐二三十里地火车赶来给我上课，没到时间，即在屋外徘徊，到时再入我室。画得很好，但教得不甚得法。虽然如此，一方面因为他的诚恳教导，一方面我自己也用心学习，所以我对绘画，颇有些入门的心得。读书绘画之余，有时也到附近的一所玻璃厂里做工。我想在居俄期间，也能够自食其力，并能比较真正地和工农的生活打成一片。

　　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政府派了四位上校阶级的朋友为我名誉保护人。其中有一位，每日跟随着我在外面四处跑，实在太辛苦，另有一位大个儿，向我诉说他的苦处，我就送给他五十元。过了两天，此人即被撤换。打听之后，知道因为他受了我的钱，被人告发，捕去坐黑房子去了。此事使我心里非常不安。可见人家一面教育，一面更有考绩与赏罚之制。我搬到查理村乡间住后，四位名誉保护人亦同住一处。他们都穿着便衣，白天站在不让别人看见的地方，夜间爬在树上，蹲在屋顶上。有一夜他们捕获几个小偷，都是帝制时代的亲贵，有曾任宫中禁卫军者，昔时好吃懒做，养成了习惯，现时社会改变了，不能做工，只有偷窃度日。我觉得他们警戒的办法太好。我国站岗，老是站在门口，成“二鬼把门式”，进出行礼，实在失了此事的本意，可惜不能改革。

　　我在查理村住的屋子，原是一个汽车夫的私宅，完全是木头制造的，此时由国家收买了去。屋中雇用一女工，每天上工，她脱了外衣，裤腿卷到膝盖上，用一块破麻布擦地板，大规模地擦，浑身用力，把地板擦得洁净无尘。我问她何以如此卖力，回答说因为警察每星期要来检查一次，擦得不干净，将受处罚。我就笑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我国警察哪能管到这种事？因此，我想到规条、法律、章程等等，我国皆应有尽有，都不缺少的，所缺的就是这样认真地实行，就是缺少任劳任怨的人，切实地执行。若能事事负责，处处实行，则十年二十年之努力，亦必能使面目焕然一新。

　　居俄的时候，和苏联政府的主要人员差不多都见过几次面。第一个会见的是外交委员长齐趣林，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就到旅馆里来看我。随着我又和徐季龙先生去看他，相见寒暄一番，无非告诉我旅馆中派有人员招待，欢迎我参观各机关团体，多多指教一类的话。会谈之间，也曾谈到中国的问题。他对中国的情形，尤其回教的情况，相当地熟悉。

　　第三国际负责人也会面谈过一次，我现在已经忘记他的姓名。好像他曾被通缉，或者现在已经死去了。那次我们谈了三个钟头，对于欧洲近势和东方各民族革命的问题都谈得很详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有条理，态度异常地诚恳。虽然说到后来，他因谈话过多，不免显出疲乏的样子，但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谈下去。

　　苏联人民政府主席加列（里）宁是农民出身。我和季龙先生按照约会的时间去拜访他，看见他两目深陷，满面黄须，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西服，动作言语无一不是农民的风度。他那时已经五六十岁了，还很矍铄健康。他和我们详谈苏联革命的过程以及那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策。当他谈话的时候，先还好好地坐着，一会儿就在他坐的椅子上跪着一膝，一会儿走到桌子边，两手握着，有时两手托腮，撑在桌子上，有时不动地搓动着，往往一谈二三个钟头，完全是乡下老头儿谈家常的派头，深切活泼，随随便便，没有一点官架子。后来详谈苏俄建设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难，又问及我们关于五卅惨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们也一一详述一番。

　　他的办公屋子是在二层楼上。那天楼底下坐着很多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有。我看见如此热闹，觉得奇怪，下楼的时候，我问其中一位老农夫：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要见加列宁。”

　　“见他有什么事情？”

　　“我有一只耕牛病了，我要请加列宁替我想方法另外借给我一只牛。”

　　我又问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她回答道：

　　“我的孩子病了，现在虽然好了一点，但是病还没有脱体。我要请加列宁替我想点办法。”

　　我一连问了许多位，他们都以自己的困难，来求主席设法解决，这在我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是主席一一延见他们，也有派秘书等人员一一代为接见，他们所要求必都予以妥帖满意地处理与解决，我当时大受感动。我们的总统或国务总理哪能如此耐烦？他们时时摆着官僚的架子，他们视百姓如奴隶，百姓怕他们如虎狼。相互之间，永恒地保持着“治人”和“治于人”的关系，彼此隔膜，不相亲近。百姓只知道替他们纳粮服役，官吏则孜孜于搜刮与淫乐。

　　像加列宁似的和老百姓亲爱如家人，彼此生活打成一片，中国的人民哪里梦想得到呢？我以为我国官吏最须效法这种精神。

　　一天约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阿里克夫谈话，他住在帝俄时代皇帝住的旧皇城里。皇城门口和里边警卫森严。我们的车子到了门口，警卫者迎接着，先向里面打电话请示，后才放我们进去。这次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也是谈的苏联革命的情形。我把中国革命的现状说了一个大概。

　　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原是德国籍，在德国因革命失败，逃亡至俄。据说他是苏联的“中国通”，他对中国各方面问题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他也住在皇城里头。他的书室在楼上，书架上摆满中国书，室中陈列着许多中国的小摆设。第二天他请我和季龙先生吃饭，饭前他拿出他所珍藏的一只崭新的中国水烟袋（他用做一种摆设），要求我们吸一袋水烟给他看看。他也觉得中国水烟袋极有研究，世界各国都赶不上，言时甚表兴趣。他的谈锋甚健，对问题不厌反复详细地讨论。有一次到中山大学访晤他，季龙先生和他谈到斯大林在某次群众大会讲演，宣称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已很亲善，将更进一步的敦睦邦交云云。季龙先生把此事向他提出质问，两下起了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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