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11)_陈寅恪

一一一

　　至所谓“画楼”，殆指《尺牍》第一通所谓“桂栋药房”之然明横山别墅，即牧斋诗中所谓“汪氏书楼”者也。此诗第二句“杨柳丝多待好风”，中藏河东君之新旧姓氏。第八句则暗藏“隐”字，即河东君此时之改名。故《湖上草》之作者，亦题为“柳隐如是”。当时作诗之风气，诗中往往暗藏有关人之姓名，第二章已详论之矣。又，牧斋于崇祯十三年秋间《与姚叔祥共论近代词人诗》云“近日西陵夸柳隐”，可知牧斋作诗时，实已得见然明所刻之《湖上草》，而“西陵”“柳隐”两辞并用，殆即指此首而言耶？

　　《西泠》第十首云：

　　荒凉夙昔鹤曾游，松柏吟风在上头。【原注：“时游孤山。”】
　　苑吏已无勾漏鼎【原注：“稚川为勾漏长。”】，烟霞犹少岳衡舟。【原注：“褚元璩隐于钱塘时放舟衡岳。”】
　　遥怜浦口芙蓉树，彷佛山中孔雀楼。
　　从此邈然冀一遇，遗宫废井不胜愁。

　　寅恪案：此首在《湖上草》诸诗中非佳妙之作。但亦非寻常游览之作，必有为而发。惜今不能考实。姑妄推测，约略解释，殊不敢自信也。第二句下自注云：“时游孤山。”故知河东君游孤山而有所感会。然细绎全首词旨，除“鹤曾游”外，其他并无与孤山典故有关者。颇疑此诗殆有感于冯小青之事而作。“松柏同心”已成陈迹，冯云将家已贫落，无复炼金之鼎，往来于富人之门，不能如褚元璩之高逸。旧日小青之居处，犹似己身昔日松江之鸳鸯楼，即南楼，既睹孤山陈迹之荒凉，尚冀他日与卧子重寻旧好也。褚元璩为褚伯玉之字。其事迹见《南齐书·五四》及《南史·七五》本传。《嘉庆一统志·二九四·绍兴府·山川门》“宛委山”条引《遁甲开山图》云：“禹治水，至会稽，宿衡岭。”

　　又同书同卷《陵墓门》云：“齐褚伯玉墓在嵊县西西白山。”“衡岭”当即“衡岳”，固是元璩栖隐之地，不过倒“衡岳”为“岳衡”，以协声调，殊觉牵强耳。何逊《夜梦故人》诗云“浦口望斜月，洲外闻长风”及“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何记室集》】，河东君“浦口”之句，初视之，不过仲言诗意。细绎之，则知实出《王子安集·二·采莲赋》中“浦口窄而萍稠”之语。

　　崇祯八年秋河东君与卧子有采莲一段佳话，前论卧子《采莲赋》节中已详及，兹可不赘。盖河东君赋此诗之际，遥想八年前之“鸳鸯楼”即“南楼”，此时当亦同一荒凉境界，斯所以因游孤山，忆昔怀人，乃有此作耶？“孔雀楼”者，疑是用《列仙传·上·萧史传》“能致孔雀白鹤于庭”，《太平广记·四八八》元稹《莺莺传》载《续会真诗》云“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宋某氏《侍儿小名录拾遗》引《帝王世纪》云“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箫，作凤凰音，感凤凰，从天而降。后升天矣”，及《九家集注杜诗·一七·郑驸马宅宴洞中（七言近体）》“自是秦楼压郑谷”句下注“赵云，此言主家本是秦女之楼，而气象幽邃，压倒郑子真之谷口矣”之典。盖以己身与卧子同居松江之“鸳鸯楼”即南楼，有似小青与云将同居之孤山“秦楼”，即“孔雀楼”耳。此诗首句“鹤曾游”之“鹤”，亦当是同出此典，不仅用林君复事也。【参《嘉庆一统志·二八四·杭州府·二·古迹门》及光绪修《杭州府志·三十·古迹·二·钱塘县》“放鹤亭”条。】

　　河东君自伤其身世与小青相类，深恨冯妻及张孺人之妒悍、云将及卧子之懦怯，遂感恨而赋此诗欤？《湖上草》中《过孤山友人快雪堂》（七律）一首，是否与此首同时所作，虽不能知，然此“友人”当为冯云将，则无可疑。所以讳言之者，或因有游孤山悼小青之什，故不显著冯氏之名也。

　　《清明行》云：

　　春风晓帐樱桃起，绣阁花骢绮香旨。【寅恪案：“绮香旨”三字，杭州高氏藏明本作“绮晴旨”，北京钞本亦同。“晴旨”或是“情旨”之讹误，但仍涉牵强。瞿氏钞本作“绮香旨”，复不可通。然瞿本之易“晴”为“香”，当经过改校而又讹写者。岂校改者本改“晴”为“音”，“音”更误为“香”耶？假定为“音旨”，则《世说新语·赏誉类》“太傅东海王镇许昌”条云：“奉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晋书·四九·阮瞻传》亦同。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简文帝集·一》“与广信侯重述内典书”云：“阔绝音旨，每用延结。”故改为“音旨”，殊有理据。至于“绮”字，则寅恪疑为“绝”字之形讹。“绣阁花骢绝音旨”或“情旨”者，佳人绣阁中骑花骢公子之“音旨”或“情旨”断绝也。若如此校改，辞意虽甚可通，然辗转揣测，终嫌武断。姑备一说于此，以俟通人之教正耳。】
　　桃枝柳枝偏照人，碧水延娟玉为柱【“柱”瞿本误作“桂”】。
　　朱兰入手不禁红，芳草纷匀自然紫。
　　西泠窈窕双回鸾，蕙带如闻明月气。
　　可怜玉鬓茱萸心，盈盈艳作芙蓉生。
　　明霞自落凤巢里，白蝶初含团扇情。
　　丹珠夜泣柳条曲，梦入莺闺漾空渌。
　　斯时红粉飘高枝，荳蔻香深花不续。
　　青楼日暮心茫茫。柔丝折入黄金床。
　　盘螭玉燕无可寄【寅恪案：此句可参倪璠注《庾子山集·五·燕歌行》中“盘龙明镜寄秦嘉，辟恶生香寄韩寿”句，及《杨柳歌》中“白玉手版落盘螭”句】，
　　空有鸳鸯弃路旁。

　　寅恪案：此题虽为《清明》，然辞旨与清明殊少关涉。反复诵读，并取陈卧子之诗参证之，始恍然明了其间之关系也。卧子诗与河东君此诗之有关者共三首。一为崇祯八年乙亥春之《樱桃篇》，二为崇祯九年丙子春之《寒食行》，三为崇祯十二年己卯春之《上巳行》。《樱桃篇》及《寒食行》载于《平露堂集》。宋征璧序此集云：

　　陈子成进士归，读礼之暇，刻其诗草名白云者。已又裒乙亥、丙子两年所撰著，为《平露堂集》。刻成，命予序之。

　　然则《平露堂集》刻成，至早当在崇祯十年下半年，迟则在崇祯十一年。至《湘真阁集》之刻成，已在崇祯十四年之后矣。卧子赋《樱桃篇》时，正值其与河东君同居之际。此篇固为河东君所亲见而深赏者。《寒食行》作成之时，河东君虽已离去卧子，但《平露堂集》之镌刻，至迟亦在崇祯十一年。河东君作《清明行》之前，亦必得见卧子之《寒食行》也。职此之故，河东君《清明行》中之辞句，往往与卧子《樱桃篇》《寒食行》相类似，自非偶然。盖河东君此时之诗，多取材于卧子之作品。如前所论《湖上草》中《西湖八绝句》“桃花得气美人中”一首，实与卧子崇祯八年春间所作《寒食》（七绝）有关者，即是其例证。兹录卧子《樱桃篇》及《寒食行》于下。读者取与河东君《清明行》并观，则其间关系自明，不待赘论。至二人作品之所以从同相似之故，实由两方情感笃挚，遂亦渐染及于文字使然。未可举《偷江东集》之故事相诮【见《旧五代史·一四·罗绍威传》】，而以柳隐偷罗隐为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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