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232)_陈寅恪

二三二

　　其后又有朱鹤龄附记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粹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箧藏而已。壬寅（康熙元年）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从容，遂成千古，能无西州之痛。松陵朱鹤龄书。

　　季振宜钱注杜诗序略云：

　　丙午（康熙五年）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余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丁未（康熙六年）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遵王又矻矻数月，而后托梓人以传焉。康熙六年仲夏泰兴季振宜序。

　　寅恪案，钱注杜诗全部刻成于康熙六年，朱注杜诗则未知于何时全部刻成。鹤龄附记作于牧斋去世之后，但未署年月。其愚庵小集柒“杜诗辑注序”（此序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亦未言刊行之时间也。

　　后检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云：

　　十年间别，梦想为劳。老仁兄闭户著书，穷探今古，以视弟之久客边塞，歌兕虎而畏风波者，夐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怀思，而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仅得所注杜集一卷。读其书，即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见其人也。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不必傍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道远未得寄呈。偶考杜诗十余条，咐便先寄太原。旅次炙冻书次，奉候起居，不庄不备。

　　亭林此札所寄与之人，颇似长孺。（可参《清史列传》陆捌及康熙刻潘柽章松陵文献拾朱鹤龄传。）除札中“闭户著书”之言及有关注杜事与鹤龄传相符合外，愚庵小集叁载“送潘次耕北游”七古末二句云：

　　鹿城顾子（自注：“宁人。”）久作客，为我传讯今何如。

　　更与札中“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等语适切。据徐遯葊嘉辑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首所附顾亭林先生诗谱略云：

　　[康熙]八年己酉。潘节士之弟耒远受学二首。（寅恪案，此诗见亭林诗集肆。）

　　又引吴映奎顾亭林年谱云：

　　冬抵平原，潘次耕耒来受学。

　　可知次耕北游之时间为康熙八年，其时朱氏杜注仅有一卷。足证其全部刻成，必在康熙六年季氏刻牧斋杜诗笺注之后也。

　　复检愚庵小集拾“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略云：

　　愚先出[尚书]埤传是正于高明长者，[汪]钝翁先生见之，急捐橐佽镌，为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泽陈人从未敢缄牍京华，特以今日文章道义之望，咸归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游之末，故敢邮寄所梓，上尘乙览。倘中有可采，望赐以序言，导其先路，庶几剞劂之役可溃于成。

　　同书补遗壹“徐健庵太史过访”五古略云：

　　亭林余畏友，卓荦儒林奋。
　　三张才并雄，景阳名早晟。
　　酷似舅家风，吾党推渊镜。
　　愍余空橐垂，兼金助雕锓。

　　由此观之，长孺之书必非一次刻成，助其雕锓者，亦必非一人所能为力。但徐氏虽佽镌长孺之书，而不言及杜注，必与之无涉也。

　　二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李太史序，若非因避忌删去，则本无其序，长孺之文不过假设此题，借以驳牧斋之笺注耳。其札中所举之注文如“聊飞燕将书”见钱注拾“收京”诗三首之一“燕将书”注。“豆子雨已熟”见钱注叁“别赞上人”诗“豆子”注。“人生五马贵”见钱注拾“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五马”注。诸条即是例证，可不备引。至书中所云：“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牧斋与长孺因注杜而发生之纠纷，虽与遵王颇有关涉，（见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及牧斋杜诗笺注自序等。）钱注本附刻前，又如季氏所言“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但其所补，当为牧斋所标出，未及记录者，非出诸遵王也。（可参下引《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愠，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等语。）长孺不便驳斥牧斋，故作此指桑骂槐之举。斯岂长孺所谓“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者哉？（见愚庵小集补遗贰“西昆发微序”。）

　　又牧斋杜诗笺注自序云：

　　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

　　牧斋藉遵王之言以诋斥长孺，今读者取钱朱两注自见。今观朱氏辑注中或全部不著“钱笺”。如朱注伍“洗兵马”即是其例。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长孺以其与少陵原作无甚关系，概从删削，殊失牧斋笺注之微旨。或偶著“钱笺”，但增损其内容。如朱注壹叁秋兴八首中有仅录钱注“笺曰”之一部分，而弃其“又曰”之文，遂将笺注割裂窜易，宜其招致牧斋之不满。又或用其意而改其词，如取朱注壹“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钱笺”与钱注玖此题所笺之原文比较，则知愚庵所改，即牧斋托为遵王之言“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等语所指者，此点尤为牧斋所痛恨也。

　　三若朱注杜诗卷首原有李序，则长孺此札何以讳太史之名而不书，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颇疑“李太史”乃李天生因笃。据雪桥诗话贰云：

　　李天生尝以四十韵长律赠曹秋岳。秋岳叹为风雅以来仅有斯制。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燕集，语杜诗应口诵。或谓偶熟，复诘其他，即举全部，且曰吾于诸经史类然，愿诸君叩之。一座咋舌。

　　天生既熟精杜诗，其为长孺作杜注序，自有可能也。今虽未发见长孺直接与天生有关之诗文，但两人之间错互间接之材料颇复不少，如《清史列传》陆陆李因笃传略云：

　　李因笃字天生。陕西富平人。明诸生。康熙间诏举博学鸿儒，因笃夙负重名，公卿交荐，母劝之行，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疏曰，比者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旁采虚声，联尘荐牍。陕西巡抚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臣年四十有九，并无儿女，跬步难离。屡具呈辞，迭奉部驳。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人子所不忍言者，则风木之悲何及，缾罍之耻奚偿。臣永为名教罪人。不惟始进已乖，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咎，躁进贻讥，则于荐臣，亦为有腼面目。皇上至仁至孝，远迈前朝，而甘违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查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家无次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正符，伏祈特沛恩慈，许臣归养。母殁仍不出。因笃性忼直，然尚气节，急人之急。顾炎武在山左，被诬陷，因笃走三千里，为脱其难。（寅恪案，此事可参亭林诗集肆“子德李子闻余在难，特走燕中告急诸友人复驰至济南省视，于其行也，作诗赠之”五言排律及蒋山佣残稿贰“与人书”第贰通“富平李天生因笃者，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辇上，协计橐饘，驰至济南，不见官长一人而去”等语。）尝著诗说，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辨，炎武是因笃而非奇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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