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99)_陈寅恪

一九九

　　依佟俨若所记，当日在明人范围之内佟氏一族遭遇惨酷，可以想见，俨若一房幸与范文程有关，仅存遗种。卜年死后，其家迁居湖北，谅亦借熊飞百之楚党庇荫得以苟免，故牧斋陈氏墓志铭等文所言其家之流离困厄，殊非虚语。夫辽东之地自古以来为夷汉杂居区域，佟氏最初本为夷族，后渐受汉化，家族既众，其中自有受汉化深浅之分别。佟卜年一家能由科举出身，必是汉化甚深之支派。佟养性养真等为明边将，当是偏于武勇受汉化不深之房派。明万历天启间，清人欲招致辽东诸族以增大其势力，故特尊宠佟氏，不仅因其为抚顺之豪族，且利用其本为明边将，能通晓西洋火器之故。然则当日明清东北一隅之竞争，不仅争土地，并亦争民众。熊飞百欲借深受汉化之佟观澜以挽回已失之辽东人心，清高祖太宗欲借佟养性兄弟更招降其他未归附之汉族，则是言之，佟氏一族乃明清两敌国争取之对象。牧斋“佟氏忧愤录序”所言似涉夸大，若按诸当日情势，亦是实录也。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帝系虽源出北朝文化高门之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越郡李氏中偏于武勇、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斯意。至“佟佳”之称，其地名实由佟家而来，清代官书颠倒本末，孟心史已于明元清系通纪前编“毛怜卫设在永乐三年”条、正编贰宣德元年“十二月乙丑赐建州左等卫归附官军镇抚佟教化等钞采等物”条及正编肆正统五年九月己未“冬古河即栋卾河”等条，已详述之，不待更赘。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逾奇。长安棋司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

　　关于《列朝诗集》，凡涉及河东君者皆备述之，其涉及牧斋者则就修史复明两端之资料稍详言之。至于诗学诸主张，虽是牧斋著书要旨之一，但此点与河东君无甚关涉，故不能多所旁及，仅择录一二资料聊见梗概，庶免喧宾夺主之嫌。容希白庚君著有“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一文，（见岭南学报第壹壹卷第壹期。）甚为详审，然容君之文与拙作之范围及主旨不同，今唯转载其文中所引与本文有关者数条，其余读者可取并参之也。

　　《牧斋遗事》云：

　　柳夫人生一女，嫁无锡赵编修玉森之子，柳以爱女故，招婿至虞，同居于红豆村。后柳殁，其婿携柳小照至锡，赵之姻戚咸得式瞻焉。其容瘦小，而意态幽娴，丰神秀媚，帧幅间几栩栩欲活。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执编。牙签缥轴，浮积几榻。自跋数语于幅端，知写照时适牧斋选列朝诗，其中闺秀一集，（寅恪案：“闺秀”二字应作“香奁”。）柳为勘定，故既景为图也。

　　寅恪案：河东君此小照不知尚存天壤间否？其自跋数语，遗事亦不备载其原文，殊为可惜。

　　今检《列朝诗集》闰集陸外夷朝鲜门“许妹氏”条（参明诗综陸伍下“许景樊”条）云：

　　许景樊字兰雪，朝鲜人。其兄筠封皆状元。八岁作广寒殿玉楼上梁文，才名出二兄之右。适进士金成立，不见答于其夫。金殉国难，许遂为女道士。金陵朱状元〔之蕃〕奉使东国，得其集以归，遂盛传于中夏。柳如是曰：许妹氏诗，散华落藻，脍炙人口，然吾观其游仙曲“不过邀取小茅君，便是人间一万年”曹唐之词也，杨柳枝词“不解迎人解送人”裴说之词也，宫词“地衣帘额一时新”全用王建之句，“当时曾笑他人到，岂识今朝自入来”直钞王涯之语，“绛罗袱里建溪茶，侍女封缄结采花。斜押紫泥书敕字，内官分赐五侯家”则撮合王仲初“黄金合里盛红雪”与王岐公“内库新函进御茶”两诗而错直出之，“问回翠首依帘立，闲对君王说陇西”则又偷用仲初“数对君王忆陇山”之语也，次孙内翰北里韵“新妆满面频看镜，残梦关心懒下楼”则元人张光弼“无题”警句也。吴子鱼〔明济〕朝鲜诗选云：“游仙曲三百首，余得其手书八十一首。”今所传者多沿袭唐人旧句，而本朝马浩澜游仙词见西湖志余者亦窜入其中，凡塞上杨柳枝竹枝等旧题皆然。岂中华篇什流传鸡林，彼中以为瑯函秘册，非人世所经见，遂欲掩而有之耶？此邦文士搜奇猎异，陡见出于外夷女子，惊喜赞叹，不复核其从来。桐城方夫人采辑诗史，评徐媛之诗以“好名无学”四字，遍诮吴中之士女，于许妹之诗亦复漫无简括，不知其何说也。承夫子之命雠校香奁诸什，偶有管窥辄加椠记，今所撰录亦据朝鲜诗选，存其什之二三，其中字句窜窃，触类而求之，固未可悉数也。观者详之而已。

　　寅恪案：《牧斋遗事》所言河东君勘定《列朝诗集》闺秀一集事，可与相证。至王沄辋川诗钞陸“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十云：“河梁录别久成尘，特倩香奁品藻新。云汉在天光奕奕，列朝新见旧词臣。”及自注云：“钱选列朝诗，首及御制，下注臣谦益曰云云，历诋诸作者，托为姬评。”则甚不公允。盖牧斋编《列朝诗集》，河东君未必悉参预其事，但香奁一集，揆以钱柳两人之关系及河东君个人兴趣所在，诸端言之，乃谓河东君之评语出于牧斋所假托，殊不近情理也。又胜时诗末两句即指《列朝诗集》乾集之上“太祖高皇帝”条所云“臣谦益所撰集，谨恭录内府所藏弆御制文集，冠诸篇首，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等之类，夫牧斋著书，借此以见其不忘故国旧君之微旨。胜时自命明之遗逸，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今则挟其师与河东君因缘不善终之私怨，而又偏袒于张孺人，遂妄肆讥弹，过矣！

　　又牧斋尺牍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第壹柒通云：

　　乾集阅过附去。本朝诗无此集，不成模样。彼中禁忌殊亦阔疏，不妨既付剞劂，少待而出之也。

　　其第壹捌通云：

　　诸样本昨已送上，想在记室矣。顷又附去闰集五册，乙集三卷。闰集颇费搜访，早刻之，可以供一时谈资也。

　　寅恪案：此两札容君文中已引，今可取作胜时诗之注脚也。

　　关于牧斋者，请先论述其修史复明两端，然后旁及评议《列朝诗集》之诸说，更赘述牧斋与朱长孺注杜诗之公案，但此等不涉及本文主旨，自不必详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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