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95)_陈寅恪

九五

　　河东君自比于“一树红梨”“遮向画楼中”者，即遮隐于画楼之中不欲俗人窥见之意。尺牍第伍通云：“弟之所汲汲者，亡过于避迹一事。”河东君此诗自言其所以不同于西湖当时诸名媛者，乃在潜隐一端，其改名为“隐”，取义实在于是。至所谓“画楼”，殆指尺牍第壹通所谓“桂栋药房”之然明横山别墅，即牧斋诗中所谓“汪氏画楼”者也。

　　此诗第贰句“杨柳丝多待好风”，中藏河东君之新旧姓氏，第捌句则暗藏“隐”字，即河东君此时之改名。故湖上草之作者亦题为“柳隐如是”。当时作诗之风气，诗中往往暗藏有关人之姓名，第贰章已详论之矣。又牧斋于崇祯十三年秋间与姚叔祥共论近代词人诗云：“近日西陵夸柳隐。”可知牧斋作诗时实已行见然明所刻之湖上草，而“西陵”“柳隐”两蔟并用，殆即指此首而言耶？

　　“西泠”第拾首云：

　　荒凉夙昔鹤曾遊，
　　松柏吟风在上头。（原注：“时游孤山。”）
　　吏苑已无句漏鼎，（原注：“稺川为句漏长。”）
　　烟霞犹少岳衡舟。（原注：“褚元璩隐于钱塘时放舟衡岳。”）
　　遥怜浦口芙蓉树，
　　仿佛山中孔雀楼。
　　从此邈然冀一遇，
　　遗宫废井不胜愁。

　　寅恪案：此首在湖上草诸诗中非佳妙之作，但亦非寻常游览之作，必有为而发，惜今不能考实，姑妄推测，约略解释，殊不敢自信也。

　　第贰句下自注云：“时游孤山。”故知河东君游孤山而有所感会。然细绎全首词旨，除“鹤曾游”外，其他并无与孤山典故有关者，颇疑此诗殆有感于冯小青之事而作。“松柏同心”已成陈迹，冯云将家已贫落，无复炼金之鼎，往来于富人之门，不能如褚元璩之高逸，旧日小青之居处犹似己身昔日松江之鸳鸯楼，即南楼，既睹孤山陈迹之荒凉，尚冀他日与卧子重寻旧好也。

　　褚元璩为褚伯玉之字，其事迹见南齐书伍肆及南史柒伍本传。嘉庆一统志贰玖肆绍兴府山川门“宛委山”条引遁甲开山图云：“禹治水，至会稽，宿衡岭。”又同书同卷陵墓门云：“齐褚伯玉在嵊县西西白山。”“衡岭”当即“衡岳”，固是元璩栖隐之地，不过倒“衡岳”为“岳衡”以协声调，殊觉牵强耳。

　　何逊“夜梦故人”诗云：“浦口望斜月，洲外闻长风。”及“相思不中寄，直在寸心中。”（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何记室集。）河东君“浦口”之句，初视之，不过仲言诗意，细绎之，则知实出王子安集贰“采莲赋”中“浦口窄而萍稠”之语。崇祯八年秋河东君与卧子有采莲一段佳话，前论卧子采莲赋中已详及，茲可不赘。盖河东君赋此诗之际，遥想八年前之“鸳鸯楼”即“南楼”，此时当亦同一荒凉境界，斯所以因游孤山，忆昔怀人，乃有此作耶？

　　“孔雀楼”者，疑是用列仙传上萧史传“能致孔雀白鹤于庭”、太平广记肆捌捌元稹莺莺传载续会真诗云“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宋某氏侍儿小名录拾遗引帝王世纪云“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箫，作凤凰音，感凤凰，从天而降。后升天矣”及九家集注杜诗壹柒“郑驸马宅宴洞中”七言近体“自是秦楼压郑谷”句下注“赵云：此言主家本是秦女之楼，而气象幽邃，压倒郑子真之谷口矣”之典，盖以己身与卧子同居松江之“鸳鸯楼”即南楼，有似小青与云将同居之孤山“秦楼”即“孔雀楼”耳。此诗首句“鹤曾游”之“鹤”亦当是同出此典，不仅用林君复事也。（参嘉庆一统志贰捌肆杭州府贰古迹门及光绪修杭州府志叁拾古迹贰钱塘县“放鹤亭”条。）河东君自伤其身世与小青相类，深恨冯妻及张孺人之妒悍、云将及卧子之懦怯，遂感恨而赋此诗欤？湖上草中“过孤山友人快雪堂”七律一首是否与此首同时所作，虽不能知，然此“友人”当为冯云将则无可疑，所以讳言之者，或因有游孤山悼小青之什，故不显著冯氏之名也。

　　“清明行”云：

　　春风晓帐樱桃起。绣阁花间绮香旨。（寅恪案：“绮香旨”三字，杭州高氏藏明本作“绮晴旨”，北京钞本亦同。“晴旨”或是“情旨”之讹误，但仍涉牵强。瞿氏钞本作“绮香旨”，复不可通。然瞿本之易“晴”为“香”，当经过改校而又讹写者。岂校改者本改“晴”为“音”，“音”更误为“香”耶？假定为“音旨”，则世说新语赏誉类“太傅东海王镇许昌”条云：“奉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晋书肆玖阮瞻传亦同。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简文帝集壹“与广信侯重述内典书”云：“阔绝音旨，毎用延结。”故改为“音旨”，殊有理据。至于“绮字”，则寅恪疑为“绝”字之形讹。“绣阁花间绝音旨”或“情旨”者，佳人绣阁中倚花，公子之“音旨”或“情旨”断绝也。若如此校改，辞意虽甚可通，然辗转揣测，终嫌武断。姑备一说于此，以俟通人之教正耳。）桃枝柳枝偏照人，碧水延娟玉为柱。（“柱”瞿本误作“桂”。）朱兰入手不禁红，芳草纷匀自然紫。西泠窈窕双回鸾，蕙带如闻明月气。可怜玉鬓茱萸心，盈盈艳作芙蓉生。明霞自落凤巢里，白蝶初含团扇情。丹珠夜泣柳条曲，梦入莺闺空漾渌。斯时红粉飘高枝，豆蔻香深花不续。青楼日暮心茫茫，柔丝折入黄金床。盘螭玉燕无可寄，（寅恪案：此句可参倪璠注庾子山集伍“燕歌行”中“盘龙明镜寄秦嘉，辟恶生香寄韩寿”句，及“杨柳歌”中“白玉手版落盘螭”句。）空有鸳鸯弃路旁。

　　寅恪案：此题虽为“清明”，然辞旨与清明殊少关涉。反复诵读，并取陈卧子之诗参证之，始恍然明了其间之关系也。卧子诗与河东君此诗之有关者共三首，一为崇祯八年乙亥春之“樱桃篇”，二为崇祯九年丙子春之“寒食行”，三为崇祯十二年己卯春之“上巳行”。樱桃篇及寒食行载于平露堂集，宋徵壁序此集云：“陈子成进士归，读礼之暇，刻其诗草名白云者。已又裒乙亥丙子两年所撰著，为平露堂集。刻成，命予序之。”然则平露堂集之刻成至早当在崇祯十年下半年，迟则在崇祯十一年，至湘真阁集之刻成已在崇祯十四年之后矣。卧子赋“樱桃篇”时正值其与河东君同居之际，此篇固为河东君所亲见而深赏者，“寒食行”作成之时河东君虽已离去卧子，但平露堂集之镌刻至迟亦在崇祯十一年，河东君作“清明行”之前亦必得见卧子之“寒食行”也。职此之故，河东君“清明行”中之辞句往往与卧子“樱桃篇”、“寒食行”相类似，自非偶然。盖河东君此时之诗多取材于卧子之作品，如前所论湖上草中西湖八绝句“桃花得气美人中”一首，实与卧子崇祯八年春间所作“寒食”七绝有关者，即是其例证。茲录卧子“樱桃篇”及“寒食行”于下，读者取与河东君“清明行”并观，则其间关系自明，不待赘论。至二人作品之所以相似之故，实由两方情感笃挚，遂亦渐染及于文字使然，未可举偷江东集之故事相诮，（见旧五代史壹肆罗绍威传。）而以柳隐偷罗隐为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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