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25)_陈寅恪

二五

　　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郎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澐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郎神其次序为倒数第贰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贰肆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兹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编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周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第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阳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阳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未能确言。其词云：

　　空回首。筠管榴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
　　羡杀枝头荳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走。细腰空自守。

　　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兹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兹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贰“三子诗余序”云：

　　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非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贰贰及明词综玖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沈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沈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叁“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繇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

　　寅恪案，所可注意者，一为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二为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辑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澐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天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土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虚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瑟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栗，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

　　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浏，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襟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叁伍及全唐诗第柒函白居易叁伍“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叁捌“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瞷远，宏达而微恣与？

　　夫柳子非有雄玅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昼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阻，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沈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

　　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奥，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踰数家，而作者或取要眇，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藉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肆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蒙，庭阶之荟蘙，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意气，此寔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矫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栖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舍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繇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睹也夫。

　　陈子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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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诗，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但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诗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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