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9)_陈寅恪

一九

　　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

　　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倡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

　　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疴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褵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惭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兹节录痛史第贰拾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遗事》附宋征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舠，驾华轩，惠然贲于敝邑。惟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征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而已。日复一日，骊驹不歌。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呜呼！以先生之密迩，曾不闻敝邑之病乎？敝邑狭小，有明之末，困于烦赋。顺治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为之将者，若李若吴，皆叛帅也。其为郡守者，若张若卢，皆残吏也。（寅恪案，嘉庆修松江府志叁陆职官表武职载：“李成栋，顺治二年，松江提督。吴胜兆，顺治三年，松江提督。马进宝，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止，松江提督。”及同书叁柒职官表府秩载：“张铫，偃师人，举人，顺治二年，松江知府。卢士俊，锦州人，监生，顺治五年至六年，知府。李正华，献县人，拔贡，有传，顺治十年至十三年，知府。郭起凤，锦州卫人，拔贡，顺治十四年，知府。祖承勋，汉军正黄旗人，贡生，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知府。”又同书肆叁名宦传李正华传略云：“李正华字茂先，献县人，精明强干，奸弊一清。提督马进宝威悍莫与抗，独心惮正华。去之日，儿童妇女竞以束蔬尺布投其舟几满。”）视民如仇，而慑之以军。

　　十年以来，无岁不灾，无家不役。今郭以内，皆列伍也。郭以外，百金之家可籍而计也。江南诸郡，松难深矣。邀天之幸，获一廉守，鸠我残黎，而又以法去。（寅恪案，董含莼乡赘笔贰略云：“吏兹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董氏所言与辕文书及松江府志违异。俟考。）今亦惟是新帅之纪律，新守之惠义，若时雨焉。（寅恪案，“新帅”指马进宝，“新守”指郭起凤或祖承勋。）小人闵闵皇皇耕其五谷，织其卉麻，以庶几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从者？且先生少怙隽才，壮而通显，所事者，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弘光帝，以至今朝廷，历六君矣。

　　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变亦已广矣，所取亦已侈矣。丑于记而给于辨，游人文吏亦内服矣。宜乎动为人师，言为人则，而乃不能割帷薄之爱，负难受之声，忘其蘧蒢，而仿其谑浪。是以谤言流传，达于行路，使我三吴之荐绅，言及变色无以应四方之长者。先生虽不自爱，其若虞山之水何？呜呼！鬼神不吊，延先生以年，其将益其疾，而降之大罚耶？抑使先生自播其行，以戒我吴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归矣！可以休矣！南使之便，敬布腹心，惟先生加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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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恪案，《有学集》柒高会堂诗集“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征舆，在远闻之”，“[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松江府志载马进宝顺治十四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藉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此烟幕弹耳。辕文方仕新朝，沾沾自喜。其痛诋牧斋，出于私意，与吴越旧时党社胜流之不忘故国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

　　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或疑“纪钱《牧斋遗事》”为王澐辈所作。俟考。）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阴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伍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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