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孝宗朝廷议(3)

孝宗朝廷议(3)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务。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纪纲，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臣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惟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人者。然邪正之验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若宫闱之内，端庄斋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无盛色之讥，贯鱼顺序，而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贵戚近臣，携仆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职，而上惮不恶之严，下谨覆盆之戒，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纪纲得以振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敢不出于正，而治道毕也。心一不正，则是数者固无从而得其正，是数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则亦安有是理哉。宫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见其形而视其影，则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久已不胜其籍籍矣。臣窃以是窥之，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觌、说、抃之徒，势焰薰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奏者，虽蒙陛下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终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令，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而其有才无才，有罪无罪，自不当论，况其有才适所以为奸，有罪而不可复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于此，比至都城，则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独此人，而侍从之臣盖已有出其门者矣。至其纳财之途，则又不于士大夫而专于将帅。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养军士，本非得已，而为将帅者，巧立名色，头会箕敛，阴夺其粮赐，而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此既厌足矣，然后时以薄少号为羡余，阴奉燕私之费，以嫁士卒怨怒之毒于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观，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为也哉，据已分之所独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称也。匹夫以一家为私，诸侯以一国为私，至于天子，则穷覆极载，莫非已分之所有，而无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为哉。今以不能胜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习之故而至于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则不能无私费。于是内损经费之入，外纳羡余之献，而至于有私财。陛下上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无有私而不公之处，其所以与我者，亦不细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为割裂以狭小之，使天下万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岂不可惜也哉。若以时势之利害言之，则天下之势，合则强，分则弱，故诸葛亮之告其君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当是之时，昭烈父子以区区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规取中原，以兴汉室。以亮忠智，为之深谋，而其策不过如此。夫以蜀之小，而于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两国然，则是将以梁、益之半，图吴、魏之全。又且内小人而外君子，废法令而保奸回，则是此两国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胜，外之公者常负也。外有邻敌之虞，内有阴邪之寇，日夜夹攻而不置，为国家者亦已危矣。夫以义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则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虽劳于求贤，而贤人终不得用，所用者皆庸缪憸巧之人，虽勤于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来，养成祸本，臣窃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后也。然则臣之所谓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于辅翼太子之说，则臣窃怪陛下所以调护东宫者，何其疏略之甚也。

　　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慢媟狎、奇邪杂进之害。至于皇孙，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谓宜深诏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别置师傅、宾客之官，使与朝夕游处，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又置赞善大夫，拟谏官以箴阙失。王府则稍仿《六典》亲王之制，置傅友咨议，以司训导。置长史司马，以总众职。妙选耆德，不杂他材，皆置正员，不为兼职，明其职掌，以责功效。此今日急务之一也。至于选任大臣之说，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间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抡之际，常先排摈此等，置之度外，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位。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

　　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重，而彼之自任亦轻。以至庸之材当至轻之任，则虽名为大臣，而其实不过供给唯诺，奉行文书，如吏卒之为而已，求其有以辅圣德、修朝政而振纪纲，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试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适吾意，而求其能辅吾德，不忧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尽，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而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若是而犹曰不得其人，岂理也哉。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之说，则以陛下一念既未能去其私邪之蔽，而宫省之间，禁密之地，凡为不公不正者，得以盘据窟穴于其间。至其败露，则又未能深割私爱，付诸外庭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容，无所挠败，而所以施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纪纲既坏于上，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务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辙，经营计较，惟得之求，无复廉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术，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议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盖自朝廷以及闾巷，十数年间，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间所谓元祐学术者。呜呼，此岂盛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诵言于众，以为陛下尝谓今日幸无变故，虽有仗节死义之士，亦何所用。

　　夫仗节死义之士，当平居无事，诚若无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盖以如此之人，临患难而能外死生，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临患难而能尽忠节，则其在平世必能不诡随。平居无事时，得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仗节死义之事，非谓必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畜此人以拟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宁，便谓此等人材必无所用，而专取一种无道理、无学识、重爵禄、轻名义之人，以为不务矫激而尊宠之，是以纪纲日坏，风俗日偷，非常之祸伏于冥冥而发于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无一人可同患难，然后前日摈弃流落之士，始复不幸而着其忠义。如唐天宝之乱，其将相贵戚皆已顿颡贼庭，而起兵讨贼，至于杀身湛族而不悔，如巡、远、杲卿之流，则远方下邑，人主不识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岂不能销患于未萌。巡等早见用于明皇，又岂至真为仗节死义之举哉。商鉴不远，此识者所以深恨于或者之言也。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之说，则民力之未裕，生于私心之未克，而宰相、台谏失职。军政之未修，生于私心之未克，而近习得以谋帅臣，皆已极陈于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皆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愈至于不可为。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

　　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然竟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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