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货志·役法

役法(1)

　　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

　　建隆中，诏文武官、内诸司、台省、寺监、诸军、诸使，不得占州县课役户，州县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后又诏诸州职官不得私占役户供课。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自余众役，多调厢军。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刑狱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二百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代以厩卒，因下诏禁之。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子所挟田三之一。

　　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太常博士范讽知广济军，因言：“军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县，而徭差与诸郡等，愿复为县。”转运司执不可，因诏裁捐役人。自是数下诏书，督州县长吏与转运使议蠲冗役，以宽民力。又令州县录丁产及所产役使，前期揭示，不实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祐中，稍欲宽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孙役同编户；至是，诏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诏出家者须落发为僧，乃听免役。禁诸县非捕盗毋擅役壮丁。庆历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捐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既而诏诸路转运司条析州县差徭赋敛之数，委二府大臣裁减，科役不均，以乡村、坊郭户均差。时范仲淹执政，谓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未几悉复。王逵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蒙诏奖。繇是他路竞为掊克以市恩。皇祐中，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

　　初，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后差人放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石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命绛、襄与三司置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

　　自罢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诏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劳弊者议赏。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治平四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烦，其诏中外臣庶条陈利害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望博访利害，集议裁定，使力役无偏重之寄。”役法更议始此。

　　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后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二年，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

　　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辙以议不合罢。

　　条例司言：“使民出钱雇役，即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愿以条目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于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其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毋费。承符、散从官等旧若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庶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仿视施行，若实便百姓，当特奖之。”诏可。

　　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府界所在条目，下之司农，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阁，他县仿此。”然输钱计等高下，而户等著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产，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

　　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乡役数千，遂颁其法于天下。

　　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三年，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司农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继典主其事。四年，罢许州衙前干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

　　两浙提点刑狱王庭光、提举常平张靓率民助役钱至七十万。薛向为帝言，帝问王安石，安石曰：“提举官据数取之，朝廷以恩惠科减，于体为顺。”御史中丞杨绘亦言：“靓等科配民输钱，多者一户至三百千，乞少裁损，以安民心。”五月，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以相府不知；诉之御史台，台不受诉，谕令散去。杨绘又言：“司农寺不用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著之籍，如酸枣县升户等皆失实。”帝乃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仍严升降之法，畿民不愿输钱免役，县按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先是，帝既知东明事，及闻绘言，两降手敕问王安石曰：“酸枣既有自下户升入上户，则四等有免输役钱之名，而无其实。”安石力言尝取诸县新旧籍对覆升降，闻外间扇摇役法者，谓输多必有赢余，若群诉必可免，彼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乃尽用其言。

　　中书孙迪、张景温体量不愿出钱之民，欲困以重役，杨绘复论之。而监察御史刘挚谓：“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因陈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搔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却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出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帝因安石进呈役钱文字，谓之曰：“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事更与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当断以义，岂须规规恤浅近之人议论耶？”

　　于是提点赵子几怒知东明县贾蕃不能禁遏县民来讼，杂摭他事致蕃于理。又使子几自鞫之。杨绘谓是希安石意指，而致县令于罪也。即疏辨之曰：“子几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无言；若所劾后乎此日，是以威胁令佐使民不得赴诉，得为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就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

　　刘挚亦言：“赵子几以他事捃摭贾蕃为过，且变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诉，而刻薄之人，反怒县官不能禁遏。臣恐四远人情，必疑朝廷欲钳天下之口，而职在主民者，必皆视蕃为戒，则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几挟情之罪，伏请付吏部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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