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货志·役法(2)

役法(2)

　　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辨诘之，其略曰：

　　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喻也。

　　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尝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

　　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

　　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

　　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

　　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尔；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才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

　　贾蕃为令，不受民诉，使趋京师喧哗，其意必有谓也。诚令用心无他，亦可谓不职矣。蕃之不职不法，其状甚众，皆赵子几所不得不问；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几，是不顾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与御史也。

　　于是下其疏于绘、挚，使各言状。

　　绘录前后四奏以自辨。挚言：“助役敛钱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内，有大臣亲党为监司、提举官而行之于诸路，其势顺易矣；然旷日弥年，终未有定论，为不顺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农为是耶，则事尽前奏，可以覆视；以臣言为非耶，则贬黜而已。虽复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而风宪之官，岂当与有司较是非胜负耶？”诏绘知郑州；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

　　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改助役为免役，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初，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侁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不合，遂各为奏。帝是侁议。侍御史邓绾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余，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提点刑狱周约亦占名无异辞。诏责瑜、约，而擢侁为副使。

　　诸路役书既上之司农，乃颁募役法于天下，用免役钱禄内外胥吏，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又不在是焉。时知长葛县乐京称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询其故，不答，遂罢。京西使者召知湖阳县刘蒙会议，蒙不肯议，退而条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减十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

　　免役剩钱，诏州县用常平法给散休息，添给吏人餐钱，仍立为法。京东免役钱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轻有未究者，命监司详具来上，仍须熙宁七年乃行。永兴、秦凤比之他路，民贫役重，诏提举司并省冗役，次第蠲减，当留二分宽剩，以为水旱阁放之备。

　　七年，诏：“役钱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运之类，皆许取以供费；不给，以情轻赎铜钱足之。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于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提刑司以其田给应募者，而核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于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言，不独两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费多难赡，乃欲改法。遂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余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已之。

　　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蕃息立等，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买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将造簿，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示众两月，使悉知之。诏从其请。

　　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其后，诸路皆言甲头催税未便，遂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法并罢。

　　王安石言给田募役，有害十余。八年，罢给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旧，阙者弗补。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无过二十千。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通计之，两州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随所输钱，等第不及者从一多处并之。

　　初，手实法行，言者多论其长告讦，增烦扰。至是，惠卿罢政，御史中丞邓绾言其法不便，罢之，委司农寺再详定以闻。

　　九年，以荆湖两路敷役钱太重，较一岁入出，宽剩钱数多，诏权减二年。寻诏自今宽剩役钱及买扑坊场钱，更不以给役人，岁具羡数上之司农，余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钱数外留宽剩一分，闻州县希提举司风旨，广敷民钱，省役额，损雇直，而民间输数一切如旧，宽剩数多。募直轻而仓法重，役人多不愿就募。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不无疑怨。乞募耆长、户长及役人不可过减者悉复旧额，约募钱足用，其宽剩止留二分。”

　　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十年，知彭州吕陶奏：“朝廷欲宽力役，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科出，谓之宽剩。自熙宁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余贯，今岁又须科纳一万余贯。以成都一路计之，无虑五六十万，推之天下，见今约有六七百万贯宽剩在官。岁岁如此，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钱外有此宽剩数目，乞契勘见今约支几岁不至阙乏，霈发德音，特免数年；或逐年限定，不得过十分之一。所贵民不重困。”不报。

　　王安石去位，吴充为相，沈括献议莫若稍变役法，杂以差徭为便。御史知杂蔡确言括反覆，贬括知宣州。

　　役钱立额，浙东多以田税钱数为则，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诏令通物力、税钱互纽为数，从便输纳。淮东路估定物产，如其实直，以均敷取。初，许两浙坊郭户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已而乡户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输。元丰二年，提举司言坊郭户免输法太优，乃诏如乡户法裁定所敷钱数。提举广西常平刘谊言：“广西一路户口二十万，而民出役钱至十九万缗，先用税钱敷出；税数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于身丁。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钱，甚可悯也。至于广东西监司、提举司吏一月之给，上同令录，下倍摄官，乞裁损其数，则两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宽。”遂诏吏辈月给钱递减二千，岁遂减役钱一千二百余缗。三年，司农寺丞吴雍言：“议定淮、浙役书，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缗钱近二十九万，会定岁用，宽剩钱一百四万余缗，诸路役书多若此类。乞先自近京三两路修定，下之诸路。”从之。

　　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间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役。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弊。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间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疑屡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弊，而聚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弊已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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