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货志·常平义仓(2)

常平义仓(2)

　　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户有物业胜质当者亦依乡户例支借。且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钱，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绝相违戾。又条约虽禁抑勒，然须得上户为甲头以任之，民愚不虑久远，请时甚易，纳时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均陪之患。

　　去岁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若乘时多敛，俟贵而粜，不唯合古制，无失陷，兼民被实惠，亦足收其羡赢。今诸仓方籴而提举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籴本尽为青苗钱，则三分之息可为己功，岂暇更恤斯民久远之患？若谓陕西尝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适自冬及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定见成熟，行于一时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俟有绪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尽于诸路置使，非陛下忧民、祖宗惠下之意。乞尽罢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

　　帝谕执政罢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自罢之，连日不决。帝更以为疑，因令吕惠卿谕旨起安石，安石入谢。既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坚。诏以琦奏付制置条例司，条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复上疏曰：

　　制置司多删去臣元奏要语，唯举大概，用偏辞曲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上以欺罔圣听，下以愚弄天下。臣窃以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解释或有异同。《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郑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广其说，谓：“如此则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过《周礼》一倍，制置司言比《同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不能辨也。

　　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制置司何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一事，以诋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所赢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万钱岁赢万钱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余皆据利催什一。”若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圣政，而贷钱取利更过莽时，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曲、鞵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绸绢斛斗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又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

　　制置司又谓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户未尝零籴常平仓斛斗，此盖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称《周礼》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详之。

　　枢密使文彦博亦数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阴结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帝因使二人潜察府界俵钱事，还言民皆情愿，无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群臣进读迩英毕，帝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吕惠卿曰：“青苗法愿则取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及拜官枢密副使，光上章力辞至六七，曰：“帝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竟出知永兴军。

　　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后以言不行致仕。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戩、程颢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继韩琦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镇。知陈留县姜潜之官才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府、寺疑潜壅令，使其属按验，无违令者。潜知不免，即移疾去。

　　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举，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一岁尝两输息钱，乃别为一赋以弊生民也。”坐谪南康军盐酒税。陕西转运副使陈绎止环、庆等六州毋散青苗钱，且留常平仓物以备用，条例司劾其罪，诏释之。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以常平新法付司农寺，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寺，兼领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王安石请县专置一主簿，主给纳役钱及常平，不过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耳。从之。

　　帝以久旱为忧，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言：“畿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太皇太后亦尝为帝言：“闻民间甚苦青田、助役钱，盍罢之！”会百姓流离，帝忧见颜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四月，出知江宁府。然安石荐韩绛代相，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既而诏诸路常平钱谷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两经倚阁常平钱人力，不得支借。民间非时阙乏，许以物产为抵，依常平限输纳。当输钱而愿输谷若金帛者，官立中价示民。物不尽其钱，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余直。又听民以金帛易谷，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年，户部言：“准诏诸路常平可酌三年敛散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之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

　　十年，诏开封府界先自丰稔畿县立义仓法。明年，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言：“义仓之法，以二石而输一斗，至为轻矣。乞今年夏税之始，悉令举行。”诏可，仍以义仓隶提举司。京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义仓以今年秋料为始，民输税不及斗免输，颁其法于川峡四路。元丰二年，诏威、茂、黎三州罢行义仓法，以夷夏杂居，岁赋不多故也。八年，并罢诸路义仓。

　　元祐元年，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钱物，委提点刑狱交管，依旧常平仓法行之。罢各县专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伴纳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谏王岩叟、监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觌、右司谏苏辙、御史中丞刘挚交章论复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紥；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校，访闻人情安便。欲下诸路提点刑狱，申严州县抑配之禁。”诏从之。

　　中书舍人苏轼不书录黄，奏曰：“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况子弟欺谩父兄，人户冒名诈请，似此本非抑配。臣谓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无异。今许人愿请，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今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于是王岩叟、苏辙、朱光庭、王觌等复言：“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愿尽付三省，公议得失。”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苗钱，四月之诏，盖纯仁意也。时司马光以疾在告，已而台谏皆言其非，不报。光寻奏乞约束州县抑配，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寻诏：“常平钱谷，止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青苗钱更不支俵。除旧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钱验见欠多少，分料次随二税输纳。”

　　绍圣元年，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并复置义仓，自来岁始，放税二分已上免输，所贮专充振济，辄移用者论如法。二年，户部尚书蔡京首言：“承诏措置财利，乞检会熙、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岳谓：“自元祐罢提举官后，钱谷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欲乞追还给散，随夏秋税偿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患。”奉议郎郑仅、朝奉郎郭时亮、承议郎许几董遵等皆言：“青苗最为便民，愿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三年，旧欠常平钱谷人户，仍许请给。

　　宣和五年，令州县岁散常平钱谷毕，即揭示请人名数，逾月敛之，庶革伪冒之弊。先是，诸路灾伤，截拨上供年额米斛数多，致阙中都岁计，令京东、江南、两浙、荆湖路义仓谷各留三分，余并起发赴京，补还截拨之数。六年，诏罢之。

　　高宗绍兴元年，并提举常平司于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复常平官，讲补肋之政以广储蓄。九年，用宗正丞郑鬲言，以常平钱于民输赋未毕之时，悉数和籴。二十八年，以赵令詪请，粜州县义仓米之陈腐者。

　　孝宗隆兴二年，遣司农少卿陈良弼点检浙东常平等仓。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坚奏广籴常平。福建转运副使沈枢奏，水旱州郡请留转运司和籴米以续常平，上即为之施行。八年，户部侍郎杨倓奏：“义仓在法夏秋正税斗输五合，不及斗者免输，凡丰熟县九分以上即输一升。令诸路州县岁收苗米六百余万石，其合收义仓米数不少，间有灾伤，支给不多。访闻诸州军皆擅用，请稽之。”

　　宁宗庆元元年，诏户部右曹专领义仓。十一年，臣僚言：“绍兴初，台臣尝请通一县之数，截留下户苗米，输之于县，别储以备振济，使穷民不至于艰食；惟负郭义仓，则就州输送。至于属县之义仓，则令、丞同主之，每岁终，令、丞合诸乡所入之数上之守、贰，守、贰合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常平，提举常平合一道之数上之朝廷，考其盈亏，以议殿最。”从之。

　　宝庆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县素无蓄积，缓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东总领岳珂任江东转运判官，以所积经常钱籴米五万石，桩留江东九郡，以时济、籴，诸郡皆蒙其利。其后史弥忠知饶州，赵彦悈知广德军，皆自积钱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监司、州郡苟能节用爱民，即有赢羡。若立之规绳，加以黜陟，所籴至万石者旌擢，其不收籴与扰民及不实者镌罚，庶几郡县趋事，蓄积岁增，实为经久之利。”有旨从之。

　　景定元年九月，赦曰：“诸路已粜义米价钱，州郡以低价抑令上户补籴，正税逃阁，义米用亏，常平司责县道陪纳，县道遂敷吏贴、保正长、揽户等人均纳。自今视时收籴，见系吏贴等人陪纳之钱并与除放。”五年，监察御史程元岳奏：“随粳带义，法也。今粳糯带义之外，又有所谓外义焉者，绢、绸、豆也，岂有绢、绸、豆而可加之义乎？纵使违法加义，则绢加绢，绸加绸，豆加豆，犹可言也；州县一意椎剥，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义，甚者赦恩已蠲二税，义米依旧追索。贫民下户所欠不过升合，星火追呼，费用不知几百倍。破家荡产，鬻妻子，怨嗟之声，有不忍闻。望严督监司，止许以粳带义，其余尽罢。其有循习病民者重其罚。”从之。咸淳二年，以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义仓米二百余万石，减时直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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