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瞿秋白

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中国的劳动问题已经有了研究的价值没有，现在还是一个疑问。为什么呢？现在的人常说，中国一定不会发生资本家和劳动家的冲突，因为：第一，中国没有大地主和大工厂；第二，中国的真正工人——有专门技术的，有固定职业的，人数很少，并且他们没有组合的知识、能力和组合的机会。这句话从表面上看起来，未始不对，所以我们要研究这问题不免有许多困难，即如我现在所提出来的几件琐屑的事，究竟是不是劳动问题，我自己暂且不决定他，请读者诸君想一想，代我下一个最后的断语。

　　北京的车夫小工，他的生活是什么样，我们每天走出大门就可以看见。他们能赚到几个钱，一家老少都靠着他们过活，物价一天高似一天，能保没有一天，侵扰社会的安宁秩序么？我一个同乡亲戚还替我说起一件事。他到前门外去买一顶帽子，铺子里人就拿一顶库缎帽子给他，说这是七十六个铜子。他觉着便宜得奇怪，就问他的缘故，铺子里的人就说，我们是初从外州县来，不是这样，万万挤不过本京的铺子，我们的材料一点多不能比他们差。我们的成本，就便宜在人工上；我们帽作里人，每人每月四块钱，管他吃饭，每天从早晨七点做工起，到晚上十一点钟止，可就比人家便宜多了，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市面。这北京帽作里的工人和北京的东洋车夫，一个是一天做十六个钟头的工，一个是一天拉十二三个钟头的车，还要半夜三更露宿在外面（据叶德尊君的调查[1]，见《新中国》第一期）。以帽作工人而论，现在还是一种手工业，因为受了经济上的压迫，已经是这样困苦的生活，将来机器的应用多起来，这般手工业者的劳动竞争，又是什么情形，他们还有活路么？以车夫而论，他们的劳动本来不是正当的，又不是生产的，又不是制造的，也不是司用机器的，不过是托庇了大人老爷先生们的福，做一种转运机械，对于社会经济上，积极方面，一点影响多没有，消极方面，倒可以于社会经济上，生极大的恐慌，现在徒然叫他们自己的生活艰难到这步田地。他们的生活既然如此困难，可以算受了极恶的待遇，他们精神上的堕落，又要到什么地步呢？难道这个对于社会一无关系么？

　　以上所说的，还多不是直接生产的劳动。北方几省农人的生活，我不大知道，如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所谓乡下人的生活，大概差不多，一年四季，早上到晚上，没有空闲的工夫，他们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最大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知识，一味的听天由命，一遇着水旱荒歉，就只得卖妻鬻子，当叫化子，所以江南人有“凤阳婆”的俗话（凤阳地方，差不多年年荒歉，那地方上的人就往江南走，做苦力，女人小孩子，沿路讨饭，孕妇就沿路生孩子。这样的人也不只凤阳地方来的，总称做“逃荒的”，差不多年年秋天有一批到江南）。农家女子除掉帮着做田工以外，养蚕就自己缫丝，种棉花的就自己纺纱。半夜三更点着一盏豆油灯工作。现近来十几年，丝业受到了茧行的垄断，自己养蚕的往往因为桑叶贵，到头来还是得不偿失，白辛苦一场。纺纱的受到了日本纱进口的影响，度纱（手纺的纱）渐渐地跌价渐渐地少了；农家女子到纱厂里领纱回来做的很多，这许多纱大概是为都市里大洋货铺子或者小规模的纱厂所消纳的，也渐渐地有技术上的竞争发生出来，生活也就一天一天难了，这不但是农家女子，就是都市里也很多。一方面生活一天难似一天，一方面消费一天增加一天，现在在江浙一带，连穷乡僻县里面，外国货奢侈品的销路多慢慢地扩张了。外货的输入和国内原料的输出，就把中国劳动界的生活弄成这种不可思议的情状。这不能怪他们只爱外货只爱好看，经济上受了外国贸易的影响，生活是难了，物质上增进了许多虚伪的文明，精神上一点补救没有，创造力一点多不能增进，生活上一点多不能改善，这是当然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就是手工业——中国现在的手工业者的生活也应当大大注意。现在各国的工业、商业发展到这种地步，大战以后，他们的眼光更全然注在远东方面，中国有了如此之多的原料，自己不能开发，人家决不让他埋在地下的，恐怕到那时候，立刻要生出民族与民族间的阶级问题来，世界的和平——劳动问题的根本理由在那里。我所以要说：中国的劳动问题不是单单劳动界本身的问题，是中华民国全民族的问题。现在欧美劳动界对于资本家的要求，可以说他就是对于中国民族的要求。怎么说呢？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资本家要行他的经济侵略主义，所以要用劳动者来做他的机械，资本既然拿人当做机械自然越便宜越好。从前经济上的“重商主义”、“保护干涉主义”、“自由主义”多是经济侵略主义的一种手段，多是对外贸易上的问题。如今由“自由主义”的结果，发生现在的劳动问题，所以也可以说劳动问题是间接从对外贸易发生出来的。不过一国内的资本家所会怀抱一种经济侵略主义，必定是别一国有可以被侵略的资格，现在的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如若世界上经济的发展得有一种近似的平衡，资本家也就不用再竭力的压迫劳动界，去行使他的侵略主义了。现在中国放着白茫茫一片大地，怎么能够叫人家的资本家不眼红，中国要是能够发展，世界上经济的平衡可以好一点，全世界的富力增加一点，供给和需要可以调剂一点，各国劳资的协调可以增进一点。所以我要说：各国劳动界的要求是对于中国要求的。他们对于中国要求什么？他们要问问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开发富源？使我们的生活总是供不应求，使我们的资本家常抱着对于你们的野心，常常压迫我们替他多做这种侵略的利器。你们为什么不替世界上做工——不替自己做工？使我们每天用极长的时间来做制造种种东西供给你们。中国人把什么话回答他们？

　　唉！他们的极长时间——十点钟，中国北京帽作里的小工要做十六点钟的工，上海浦东陆家嘴英美香烟厂的女工要做十六点钟的工。中国人多做工还不能自顾，何况要去顾到别人。这个原因虽然甚多，最要紧的就是缺乏科学知识，吃力不讨好，其次就是藏着富源不去开发，尽做费力不生产的事。因为第一个原因，所以会发生北京担粪夫为着警厅叫他们做粪桶盖而罢工的风潮；因为第二个原因，所以有各处洋车夫问题发生，还有像天津裁缝匠罢工风潮的一类事，这才是中国劳动问题呢！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非进一步着想不可。所以中国现在要振兴实业，使用机械，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叫他们的知识欲增进，去求科学上的知识，就不能不想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使他们有余裕去求精神上的安慰，知识上的增进。第二要叫他们有求学的机会，求学的能力，像山东周村工人青年会的办法很好，果真各处穷乡僻县多有这种有志的青年去帮助他们就好了。不然呢？只有照着政府间接解决劳动问题“惩治盗匪法展期三年”的办法。解决得了么？

　　我究竟要问一问：读者诸君！这能算是中国的劳动问题么？和世界的劳动问题有关系么？

　　我对于劳动问题的研究很浅，又没有精密的调查可据，不过就眼前的事情说说，还要请读者诸君指教。还有一种头目制度、包工制度和徒弟制度是中国劳动界普遍的现象，《解放与改造》上已经说过[2]，我暂且不说了。

　　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4号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叶德尊于一九一九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社会生活（人力车）》一文。

　　[2]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月，《解放与改造》上曾发表《商店学徒教育》（纵园）、《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之打破》（东荪）等文，提出商店学徒教育并非职业教育，以及劳动者受头目虐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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