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1)

　　前章列举多数史料，凡以言史料所从出也。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此皆更需有相当之技术焉。兹分论之。

　　第一　搜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见于旧史者，或无须特别之搜集，虽然，吾侪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眩目矣。又如治动物学者搜集标本，仅一枚之贝，一尾之蝉，何足以资揅索，积数千万，则所资乃无量矣。吾侪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试举吾所曾致力之数端以为例：（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馀；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馀；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馀；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馀；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逈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乙）吾曾欲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据常人所习知者，则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数辈而已。吾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计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时，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者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此数。吾因将此百八十馀人者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丙）吾曾欲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偶见史中载有某帝某年徙某处之民若干往某处等事，史文单词只句，殊不足动人注意也。既而此类事触于吾目者屡见不一见，吾试汇而钞之，所积已得六七十条，然犹未尽。其中徙置异族之举较多，最古者如尧舜时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汉之迁六国豪宗以实关中。吾睹此类史迹，未尝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虽然，就他方面观之，所以抟捖此数万万人成一民族者，其间接之力，抑亦非细矣。吾又尝向各史传中专调查外国籍贯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突厥人之阿史那忠、于阗人之尉迟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罗顺等与夫入主中夏之诸胡之君臣苗裔统列一表，则种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见也。（丁）吾又尝研究六朝唐造像，见初期所造者大率为释迦像，次期则多弥勒像，后期始渐有阿弥陀像、观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见各时代信仰对象之异同。即印度教义之变迁，亦略可推见也。（戊）吾既因前人考据，知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者，即指基督教。此后读《元史》及元代碑版与夫其他杂书，每遇“也里可温”字样辄乙而记之。若荟最成篇，当不下百条，试加以综合分析，则当时基督教传播之区域及情形当可推得也。以上不过随举数端以为例。要之，吾以为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经学者多已善用之，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即其极好模范。惟史学方面则用者殊少。如宋洪迈之《容斋随笔》、清赵翼之《二十二史札记》颇有此精神，惜其应用范围尚狭。此种方法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欲应用此种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苹果落地，何以奈端独能因此而发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开水冲壶，何以瓦特独能因此而发明蒸汽。此皆由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而已。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例如吾前文所举（甲）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云尔；所举（乙）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云尔。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费一年数月之精力，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我国史学界从古以来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级，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也。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试举其例：（甲）吾侪读《战国策》，读《孟子》，见屡屡有黄金若干镒等文，知其时确已用金属为货币。但字书中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不从金，可见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贝而非用金。再进而研究钟鼎款识，记用贝之事甚多，用金者虽一无有，《诗经》亦然。殷墟所发见古物中亦有贝币无金币，因此略可推定西周以前未尝以金属为币。再进而研究《左传》、《国语》、《论语》，亦绝无用金属之痕迹。因此吾侪或竟可以大胆下一断案曰：“春秋以前未有金属货币。”若稍加审慎，最少亦可以下一假说曰：“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乙）我国未有纸以前，文字皆“著诸竹帛。”然《汉书·艺文志》各书目记篇数者什之七八，记卷数者仅十之二三，其记卷数者又率属汉中叶以后之著述，因此可推定帛之应用为时甚晚。又据《史记》、《汉书》所载，当时法令、公文、私信什有九皆用竹木简，知当时用竹之广，远过于用帛。再证以最近发见之流沙坠简，其用缣质者皆在新莽以后，其用纸质者皆在两晋以后。因此可以下一假说曰：“战国以前誊写文书不用缣纸之属，两汉始用而未盛行。”又可以下一假说曰：“魏晋以后竹木简牍之用骤废。”（丙）吾侪读历代《高僧传》，见所记隋唐以前诸僧之重要事业，大抵云译某经某论若干卷，或云讲某经某论若干遍，或云为某经某论作注疏若干卷。宋以后诸僧传中此类记事绝不复见，但记其如何洞彻心源，如何机锋警悟而已。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宋以后僧侣不讲学问。”（丁）吾侪试检前清道咸以后中外交涉档案，觉其关于教案者什而六七，当时士大夫关于时事之论著，亦认此为一极大问题。至光宣之交，所谓教案者已日少一日。入民国以来，则几无有。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自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民教互仇之现象殆绝。”此皆消极的史料例也。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求之，故能注意者鲜矣。

　　亦有吾侪所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例如某时代中国人口有若干，此问题可谓为研究一切史迹重要之基件，吾侪所亟欲知也不幸而竟无法足以副吾之望，盖吾国既素无统计，虽以现时之人口已无从得其真数，况于古代？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间有记载，然吾侪绝不敢置信，且彼所记亦断断续续，不能各时代俱有，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殆穷。又如各时代物价之比率，又吾侪所亟欲知也。然其纪载之阙乏更甚于人口，且各时代所用为价值标准之货币种类复杂，而又随时变紊，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益穷。若斯类者，虽谓之无史料焉可矣。虽然，吾侪正不必完全绝望。以人口问题论，吾侪试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者姑作为假定，益以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再益以方志专书，例如常璩《华阳国志》、范成大《吴郡记》等记述特详者，悉汇录而勘比之。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凡有涉及人口数目者，例如《左传》记“卫戴公时卫民五千七百三十人”，《战国策》记苏秦说齐宣王言“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等，凡涉及此类之文句，一一钞录无遗。又将各时代徵兵制度、口算制度一一研究，而与其时所得兵数、所得租税相推算。如此虽不敢云正确，然最少总能于一二时代中之一二地方得有较近真之资料，然后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之比例。若有人能从此用力一番，则吾侪对于历史上人口之智识，必有进于今日也。物价问题虽益复杂，然试用此法以求之，所得当亦不少。是故史料全绝之事项，吾敢信其必无，不过所遗留者或多或寡，搜集之或难或易耳。抑尤当知，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观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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