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4)

第四章说史料(4)

　　最近则有从甘肃、新疆发见之简书数百片，其年代则自西汉迄六朝，约七百年间物也。虽皆零缣断简，然一经科学的考证，其裨于史料者乃无量。例如简、缣、纸三物代兴之次第，隶、草、楷字体迁移之趋势，乃至汉、晋间烽堠地段、屯戍状况，皆可见焉。吾侪因此转对于晋、齐、宋之三度虚此发见，不能无遗憾也。

　　最近古籍之再现，其大宗者则为甘肃之敦煌石室。中以唐人写佛经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苻秦（四世纪中叶）。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图书馆拾其余沥，犹得七千余轴。私人所分弆亦千数，此实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其间古经史写本足供校勘者与夫佛经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举。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传》，唐末已亡，忽于此间得其残卷，与法显、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宁非快事？惜其他诸书性质以传钞旧籍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确信苟有人能为统括的整理研究，其陆续供给史界之新资料必不乏也。

　　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无俟喋陈。例如有含摩拉比（Hammurabi）之古柱而巴比伦之法典略明，有阿育王之丰碑而印度佛教传播之迹大显。西方古代史迹，半取资于此途矣。惜我国现存金石，其关于典章文物之大者颇少。以吾侪所闻诸史乘者，如春秋时郑有刑书，晋有刑鼎，其目的盖欲将法律条文镂金以传不朽。然三代彝器出土不乏，而此类之鸿宝阙如，实我学界一大不幸也。

　　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骨甲文。今顺次以论其对于史料上之价值。

　　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中国石刻除规模宏大之石经外，造像经幢居十之五，铭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铭墓文之价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几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瑰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其中确有价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关之佛经，书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祥符大相国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书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象记》，其首行有书六体，异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传。如唐长庆间（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会盟碑》，将盟约原文刻两国文字，可以见当时条约格式及其他史实。如开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证犹太人及犹太教入中国之久。诸如此类，良可珍贵。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如东部之《丸都纪功刻石》（魏正始间），《新罗真兴王定界碑》（陈光大二年），《平百济碑》（唐显庆三年），《刘仁愿纪功碑》（唐麟德龙翔间）等。西部之《裴岑纪功刻石》（汉永和二年），《沙南侯获刻石》（汉永和五年），《刘平国作关城颂》（无年月），《姜行本纪功颂》（唐贞观十四年），《索勋纪德碑》（唐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开元二十三年），《阙特勤碑》（唐开元二十年），《九姓回鹘可汗碑》（无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平蛮颂》（唐大历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开宝五年）等，皆迹存片石，价重连城。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巨，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至如内地一般铭窆之文，苟冢中人而无足重轻者，吾何必知其事迹？其人如为历史上重要人物，则史既已有传，而碑志辞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与其从长篇墓铭中考证事迹，毋宁注意于常人所认为无足重轻之文与夫文中无足重轻之字句。例如观西汉之《赵王上寿》、《鲁王泮池》两刻石之年号，而知当时诸侯王在所封国内各自纪年。观汉碑阴所纪捐钱数，而略推当时之工价物价。此所谓无足重轻之字句也。例如观各种买地莂，可察社会之迷信，滑稽的心理。观元代诸圣旨碑，可见当时奇异之文体及公文格式。此所谓无足重轻之文也。

　　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画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此何故者？石画惟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像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像千余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像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于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墓文的研究，见北魏以后，墓志如鲫，两汉则有碑而无志。此何故者？南朝之东晋、宋、齐、梁、陈墓文极稀，不逮并时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寻其原因，前文所谓“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无论何项，其原因皆甚复杂而与社会他部分之事实有种种联带关系，则可断言也。此种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琐碎无用，实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项，吾统观而概想之，则当时四五百年间社会迷信之状况能活现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与时代的蜕变，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从旧史中得如此明确之印象，盖甚难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属此种。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术方面之价值矣，今更从文字款识上有所论列。金文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实我民族上古时代对外一大事，其迹仅见《诗经》而简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盘、不其敦、梁伯戈诸器出世，经学者悉心考释，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线、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又如西周时民间债权交易准折之状况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书中一无可考。自曶鼎出，推释之即略见其概，余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藉以传者盖多矣。又如秦《诅楚文》，于当时宗教信仰情状、两国交恶始末皆有关系，虽原器已佚，而摹本犹为瑰宝也。若衡以吾所谓抽象的史料者，则吾曾将金文中之古国名试一搜集，竟得九十余国，其国在春秋时已亡者，盖什而八九矣。若将此法应用于各方面，其所得必当不乏也。至如文字变迁之迹赖此大明，而众所共知，无劳喋述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阳县治西五里之小屯得骨甲文无数，所称“殷虚书契”者是也。初出时，世莫识其文，且莫能名其为何物。十年来经多数学者苦心钻索，始定其为龟甲兽骨之属，其发见之地为殷故都，其所椠为殷时文字，字之可识者略已过千，文亦寖可读。于是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项甲文中所含史料，当于叙述殷代史时引用之，今不先举。要之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吾不惮昌言也，金石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

　　庚外国人著述。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窎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哥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巨，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见。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每经丧乱，旧藏荡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弆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荡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揅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沾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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