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2)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2)

　　以上所举例，皆吾前此所言抽象的史料也。然即具体的史料，亦可以此法求之。往往有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觉其史料缺乏已极，及用力搜剔，而所获或意外甚丰。例如《史记》关于墨子之记述仅得二十四字，其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孟子荀卿列传》）此史料可谓枯渴极矣，而孙诒让生二千年后，能作一极博赡翔实之《墨子传》至数千言。（看《墨子闲诂》）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诗经》、《史记》、《竹书纪年》所述皆仅寥寥数语，而王国维生三千年后，乃能将其将帅、其战线、其战状详细考出，历历如绘。（看《雪堂丛刻》）此无他谬巧，其所据者皆人人共见之史料，彼其爬罗搜剔之术操之较熟耳。又如指南针由中国人发明，此西史上所艳称也，然中国人对于此物之来历沿革罕能言者。美人夏德（F．Hirth）所著《中国古代史》，则考之甚详。其所徵引之书，则其一《韩非子》，其二《太平御览》引《鬼谷子》，其三《古今注》，其四《后汉书·张衡传》，其五《宋书·礼志》，其六《南齐书·祖冲之传》，其七《宋史·舆服志》，其八《续高僧传·一行传》，其九《格致镜原》引《本草衍义》，其十《梦溪笔谈》，其十一《朝野佥载》，其十二《萍洲可谈》，其十三《图书集成·车舆部》。以上所考，是否已备，虽未敢断，然吾侪读之，已能将此物之渊源得一较明确之观念。夫此等资料，明明现存于古籍中，但非经学者苦心搜辑，则一般人未由察见耳。

　　亦有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见者。例如唐末黄巢之乱，曾大惨杀外国侨民，此可谓千年前之义和团也。旧史仅著“焚室庐，杀人如刈”之一囫囵语，而他无徵焉。十世纪初期，阿剌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G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G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吾侪因此一段记录而得有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吾侪因此引起应研究之问题有多种。例如：其一，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其二，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比较如何？其三，吾侪联想及当时有所谓“市舶司”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何若，其权限何若？其四，通商结果影响于全国民生计者何如？其五，关税制度可考见者何如？其六，今所谓领事裁判权制度者彼时是否存在？其七，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抑吾族亦乘此向外发展？其八，既有许多外人侨寓我国，其于吾族混合之关系何如？其九，西人所谓“中国三大发明”罗盘针、制纸、火药之输入欧洲与此项史迹之关系何若？……吾侪苟能循此途径以致力研究，则因一项史迹之发见，可以引起无数史迹之发见。此类已经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侪总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须知此等佚迹不必外人纪载中乃有之，本国故纸堆中所存实亦不少，在学者之能施特别观察而已。

　　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霆考证前事据《幸蜀记》，考证后事据神宗谕滕章敏之言。（《两山墨谈》卷十四）前事在历史上无甚价值，虽佚不足顾惜。后事则太宗因伐契丹，为虏所败，负伤遁归，卒以疮发而殂，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紊矣。计各史中类此者盖不乏，又不惟一二事为然耳，乃至全部官书自行窜乱者，往往而有。《宋神宗实录》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窜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看清蔡凤翔著《王荆公年谱》卷二十四《神宗实录考》）。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等宫廷隐慝，讳莫如深，自不待言。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例如顺治十八年之“江西奏销案”，一时搢绅被杀者十馀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馀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然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看《心史丛刊》第一集）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益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搜出者已什而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级，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藉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故吾本章所论，特注重此点。至于普通一事迹之本末，则旧籍具在，搜之不难，在治史者之如何去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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