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4)_周作人

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4)

　　一八八四年Plakhanov，Vera Sassoulitsh，Deutsh，Axelbrod四个激烈派，在瑞士发起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传道的新法，是从Marx与Engels直接得来的。他们在劳动界传播Marx学说，豫备经济的战争。从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年，在俄国中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处，连续行了许多次的罢工。一八九五年在圣彼得堡Lenin与Martov为头，又起了大同盟罢工，有工人三十五万名，与闻这件事。

　　一九〇一年社会革命党重行改组，推Lavrov为首领。这里边最有势力的一个党员是《劳工之旗》的编辑者Viktor Tchernov。党员的多数都是高等职业的人，在官吏联合会，海陆军人联合会上，很有影响。党里又有许多农人；俄国农人多还守着古代共产制的村会（Mir），原有社会主义的倾向，所以党里很看重这一方面，就希望立刻将土地依社会主义分配。但社会民主党却不以为然，说这古代原始的共产制，须先行消灭，改成现代的资本的生产制，以便预备实行完全的社会改造；这件事业须由徐徐的进化，才能成就的。社会革命党的主张，除了土地改革之外，又包括激烈的手段在内。

　　一九〇七年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开大会，因为党员意见不合，便生了分裂。这党分作两派，一是多数派（Bolsheviki），Lenin为头；一是少数派（Menshoviki），首领是Plekhanov，Martov，Dahn三人。多数派不愿与开明的中产阶级联络，说他们有君主的倾向。又攻击Plekhanov一派，说他们对付中产阶级及贵族士官过于宽大。少数派则主张说，俄国如不先将西欧通行的政治社会制度实现，革命便不能成；在这革命运动中，开明的中产阶级，也是很有用的分子，倘将这一部分国民的同情失去，逼得他们投入反动里去，那是很危险的。这两派都各有他的主张，依了俄国人的特性，各各走往极端，至今还没有解决。

　　上边的一篇对于造成俄国革命的哲学思想的观察，非常简短，但我们看了，约略可以懂得现在新俄罗斯必须经过的困难情形了。我们要理会这事，单从表面考察，是无用的，所以必须去求更深的理由。说俄国革命党都是平和主义者，现在这已变成一个恶名，好像从前欧洲平和时候的称暴徒了，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勇于攻击敌人，未尝退避，又为了主义，毫不恐惧的向牢狱，流放，苦工，死刑走去；总而言之，毕生是一个战士。“卖国者”也是一个不适用的丑恶名词译者案此当系指俄德讲和时世间对于俄人的恶骂，又没有正当的与心理上的证明。俄国革命党里有无卖国者，都不可知；须待将来由历史判断。

　　现在的困难情形的原因，其实更为复杂。简约说，便是如此。——制造革命的人，无论他是那一党，抱什么主义，对于破坏的工程，却都同心一致，至于手段方法的不同，也不关紧要。到了破坏已经成功，帝国推倒了，革命的势力里面的各分子，便又各自分散了，现在要在旧废基上，建造新房屋，那些建筑家的意见，各自纷歧，不能相合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扰乱，正是感情思想的冲突纠纷。人类虽然不至如Babel塔下的人，各说各的言语，但各人都有各自的思想，却是确实的了。他们又时常将伦理学上的“应该”，当作日常的“实是”，将梦想当作事实。俄国人是生就的理论家，专讲抽象的理想，又竭力的执着他们自己的理论。各种意见如立宪制，开明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及此外各种主义，都夹在一起，各有主张。

　　有些俄国人单要求政治的解放，便满足了；那些人却梦想“解放政治”。这一部分的人只要将新偶像代出旧偶像，或旧建筑上加点修补，就满足了；那一部分却主张大扫除，要将所崇拜的偶像全数推倒，打扫出一片白地，预备从新建筑。这一部分的人以国民为重；那一部分又极尊重个人。第一派如Lavrov主张“国民的结合”；第二派如Bakunin则主张“人类的结合”，不分什么种族国家言语。在Bakunin同他的一派看来，个人是最重要的东西；社会只是精神理想的集合，他的共通的目的便是自由。人与人不相附属，各自平等；政府便没有什么事可做。

　　俄国革命党人有许多只期望同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便已满足；有许多人却希望联邦的共和国，同瑞士或美国一样。还有许多人梦想正义的共和国，以Plato的理想国，St．Augustine的神国，Moore的乌托邦（Utopia），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ia），Campanella的太阳国，Fénelon的Salente，与Rousseau所想像的社会，或古先知所说的天国为模范，可是他忘记了，连Rousseau自己也说，这样的国，只是神所居的；用现代的文句说明，便是超人的国土了。在这国里，没有人类降生，也没有活人生存；这国不过在空想的境中存在。梦想这空虚世界的人，只好为精灵立法，在云中建国罢了。

　　近三年来，我们熟闻这一句话，说“现在的战争是一个理想的战”。但这句话依了各人的思想，也可有几种解释。有的说理想的战，是指人用了枪炮互相杀伤，各求自己理想的胜利。有的却以为这是指纯粹用理想去克服人的战争。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使俄国许多革命党，变成平和主义者，他们同威尔逊总统一样，将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划清界限。他们相信德国人民也能同俄国人对付Romanov家一样，去对付Hohenzollern家的。

　　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见；他们是Marx派，很信用德国的工人。社会革命党现在改称国民社会党，却同无政府主义者如Kropotkin等，对于Marx与德国社会党都不相信。他们同Bakunin一样，说将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划清界限，这假说是错误的；德国人是世界上最高慢反动的人民，缺乏自由的本性的。社会民主党说，“让我们同德国人讲理，便能胜利。”国民社会党却更明了的答道，“让我们先打胜了，然后讲理。”俄国的Marx派并且还想推广范围，将国民的战争，变成阶级的战争。他们对于欧洲的地图的改变，毫不注意，只要他们的社会改造的理想，能够从牺牲的扰乱中间，得胜成功。

　　俄国现在的纷扰中间，还有别一个理想，从中主动，便是民治问题。民治这个字，也可依了各人意见，寻出各种解释。这民治什么时候开端？什么时候可以全占优势呢？他们说，倘使民治是现代欧洲的口号，此次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便是民治主义的胜利，那时便在战争中间，即使公理还未完全胜利的时候，也应略有民治的表示了。但是，照俄国民党说，当时宣战及作战，着着进行，全没有和我们商量；我们模模胡胡的听得发表的那些规定，然而我们没有控制战争的力；我们不知道那些秘密外交与条约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政府对于国民与他的富力及未来，负着什么责任。

　　我们听人说，此次战争，是将安放了新建筑新欧洲的基础；但我们劳动者对新建筑的意见，或未必与政府及资本家的相同。我们又听人说，此次战争，是征服时代的末期了；我们却不愿他又为一个新的武功时代的开端。我们都望推倒德国的军国主义，但政府及资本家或别有意思，为利益中产阶级起见，所以如此期望。德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也受利益，只苦了我们平民。我们俄国民党所以决心继续战争，必要使民治主义即从此刻发端，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只有这样办法，我们才能一面推倒德国军国主义，一面保全我们工人的将来。我们只望我国资本家也同德国的一样受窘，德国的工人也同我国的一样受益，便满足了。

　　这是俄国革命的各种思潮，这运动中各首领的思想理论。这都从播种革命种子的俄国哲学家Herzen，Tchernyshevski，Lavrov，Bakunin诸人的学说出来。我们恐以后还须经过多少时间，多少困难，才能望新俄罗斯的产生。

　　这一篇论文，原是两年前的著作，因为他说俄国革命思想的过去的历史，很觉简截明白，在现在还有价值，所以翻译出来，绍介与大家了。至于著者的批评，译者却颇有不能同意的处所；譬如论中太重现实而轻理想，到后来理想成了事实，那批评便也难于存立。即如他以为断不会有的德国革命，现在居然实现，便正是一个极显的例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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