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3)_周作人

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3)

　　这新派的首领，是Strauss，Feuerbach及Bruno Bauer等。此后Bakunin的知力的世界，全为自由说所主宰。Hegel从前教他到影象的国土，精神的地域，形而上的世界里去求自由；但现在Bakunin已经改变，不肯承认梦幻作为事实了。

　　“那统不过是我们平常很蔑视的现实世界底暗淡的再现和怪异的夸张罢了。我们现在懂得了：神往那虚无飘渺的境界，我们在心志精神上，不但无所得而且有损，不但无所加强而且加弱。我们方才同小儿一样，同我们的梦想充塞太虚，聊以自娱的时候，一面放弃了现实的世界与我们的全存在，交给宗教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的假先知，暴君，武功家了。我们到现实的世界以外，去求理想的自由，却将自己陷入最悲惨最可羞的奴隶境遇中了。”

　　Bakunin相信，除这个现实世界以外，别无世界；一切超越的概念，都是虚幻；人类只要能够摆脱一切拘束，能够得到完全幸福；他又相信尽他能力所及，帮助人类实现这希望，是他应尽的义务。

　　Bakunin是唯物论者，所以他认定人类只是进化最高级的动物；思想这事物，不过是脑里的一种物质发生物。人与下等动物不同的缘故，便只因他有思想的能力与合群性；因了这两件事，所以人类比地球上一切动物都更高等，独有着一个“将来”。合群性与人类的共存，便是人的进步的第一原因。Rousseau说，人孤立时，本来完全自由，等到与同类相处，不得不牺牲他的一部分的自由了；这话其实是错的。Bakunin说——

　　“人本来生就是一个野兽，一个奴隶。只有与同类相接触，生在群众中间，那时才成了人，得了自由，得到思想言语，及意志的能力。倘若孤立生存着，也决不能发达这些能力了。人类的所以能够发达到了现在的地位，都应感谢过去及现今的社会公众的合群的努力。”

　　所以人类的运命，是在合群的生存，互相扶助，战胜自然。这样一个目的，须经过长的历史进化之后，才能达到，人类的终极目的，一方面是在服从自然的法律；这却并不由于外面的强制，有天人的规定，要个人或社会服从，实只因这法律原与人性相合的缘故。在别一方面，人又当求个人的解放，脱离一切社会上要求遵守的权威，这都是自由的紧要条件，人类的将来，也就在此。“历史的真正伟大高上的目的，便是个人的真实完全的解放。”所以一切过去与因袭，都应尽数弃去；因为进步这事，就是指渐渐的脱去过去的错误。“我们的动物性，在我们的后面；我们的人性，是在我们前面；只有这人性，能给光明与温暖与我们。我们决不可回顾，应该单向前望。倘我们有时回顾过去，这目的只在看清我们从前如此，以后不要如此！”

　　Bakunin对于中产阶级的国家与中产阶级的社会，都很激烈的非难。他说，在劳动者与中产阶级争斗的中间，国家必然成了一种压迫的机械。他的结论，与多数社会党的意见，绝对相反，也与Lavrov不同。Lavrov的主张，是教有知识的精粹人民传播思想，养成民众，以供将来的革命及组织新国家的用；Bakunin却教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摆脱拘束，将人类亲手制造的两个偶像——国家与中产阶级——从座上直撺下来。他以为国家只能保持从前的情状：一头是富，一头是贫，就是所谓现状（Status quo）。国家又养成人类的争胜与不和。“总而言之，国家的最上的法律，就是保持国家，一切国家，自从建设之后，便为竞争战斗的根源——国家与人民的战争，各国交互的战争；因为不是邻人弱，自己便不能强有力。”所以国家是一切内外战争的根源，其存在便是“最不合理的人性的否认”。

　　革命运动家的多数，都是民族主义者，如德人Lassalle意大利人Mazzini法人Blanqui皆是；Bakunin虽然是俄国人，却为人类全体尽力。在他看来，国民种族，不过人类大洋里的一个浪头罢了，他的理想，是“人类的友善”，不是“国民的结合”。但在这一点上，他却仍然是完全俄国人的气质。Dostojevski说，“我们俄国人至少有两个祖国，一个俄罗斯，一个欧罗巴。我们的使命，应该完全的人类的。我们努力，不仅奉事俄罗斯，也不仅斯拉夫全族，应该去奉事全人类。”

　　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出Marx是与Bakunin的不同。Marx是冷静的理智家，Bakunin虽然怀着唯物思想，却是感情家，理想家。Marx深信公道，却不甚重自由；Bakunin全心渴望自由。两人的气质与种性，都很有关系。Marx虽然原是犹太人，但已完全德国化了；Bakunin是斯拉夫人。他的性质的不同，并非由于学说的不同的缘故；其实是因为性质不同，所以学说也不同了。我们如在人类思想事业的历史上，详细考察，当能看出，许多为公众做过事业的人，都不过是理智的机械，对于个人的苦难，并不曾有什么感动。我们看出历史上几多行政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宗教家，提倡各种学说方法，要为一群一族或一阶级，求物质及精神上的幸福，大抵是出于理智，不出于爱。只爱将来的世代，不爱在我们眼前活着苦着的人，不能算是真的爱。

　　为将来的世代，未知的人民求幸福的人，他的动机或者很是崇高伟大；但正直的心理学家恐不免在他的动机中间，寻出若干野心自利或空想的分子。人心里的爱究竟是有限的；所以如将这爱分给将来无量数的人民，各个人所得的分量，便极微少了。真实的好心，真正利他的情绪，纯粹的爱：只有为个人求幸福，专心致志为一部分的人尽力，隐默无闻，不在公众与历史的面前，表白他的事业的人，他们心中才有这爱。这谦逊的真正的爱，断然不是一阶级一族一国一群的所谓救主的所能有的。这样的救主，无论他称作社会党，民族主义者，大日耳曼主义者，大斯拉夫主义者，犹太主义者，他们对于个人的受苦，不甚关心，只梦想着无量数人的幸福安乐，终于不能算是博爱家感情家理想家；他们即使不是利己家，也不过是枯燥的理智家罢了。

　　爱全群的一部分，是在人力以内；但爱全体而轻部分，这可能算是爱？纵说是爱，也是虚空的了。兵士在濠沟中战斗，死在战场上，是因为他爱他的故乡家庭，爱他的妻子或姊妹，爱他的母亲或儿女，并不是爱未来的子孙，人为了理想而死，从来如此，现在也还如此；但这只因为那理想已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宝贵的精神的遗传或所有品，才能如此的。

　　Bakunin与Marx，斯拉夫与条顿族的代表，正可很明了的证明上面所说的事。Bakunin天真的心同儿童一样，对于个人怀着无限的真实的爱；Marx是一阶级的救主，是一个精粹的理智的机械身，“科学的煽动者”，“民主的狄克推多的化身”，正如Bakunin所说一般。关于这几方面，现在不及详说；但我们倘若公平的研究民族心理，便可证明，世间所通行对于公众的爱或恨，无一不从德国发起。如科学的社会主义，万国工人协会，反犹太主义，与此外许多爱什么主义（Philisms）恐什么主义（Phobisms）的发源地，便都是德国。

　　在社会革命的实行方法上，Marx与Bakunin也很不同。德国人所期望的是在受过教育，能懂得他的学说的科学的根柢的人；俄国人是期望最爱自由的一般的人。Marx相信，第一个发起社会革命的国民，当然是最进步的国家，如德国便是。（他在英国住了几时之后，似乎又改变了意见。）Bakunin却以为最有反抗的精神与自由的本性的国民，才能够发起这革命。他不信条顿人种有自由的本性；他们都是很威严高慢的。只在腊丁与斯拉夫种中，这本性完全发达。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时候，Bakunin很偏袒法国，便是这缘故，他对于万国工人协会会员，又特别对瑞士人，发表一篇热烈的演说，劝他们起兵，帮助新近发布的法兰西共和国。

　　法国在欧洲是代表自由的国；德国却是“欧洲社会党的公敌”，因为他是“专制与反动的化身”。Bakunin是自由的战士，他虽是无神论者，却独为自由建造说作圣堂曲，所以他恨德国，正与他的爱法国一样的深。A．Richard说，“这俄国人，这无政府党与国家的仇敌，深知法国精神的历史及法国革命的时代精神。他爱法国，他于法国的所憎恶深感同意，于法国的不幸也深感痛苦。”但Bakunin这样的爱法国，为什么呢？这当然不是为他的政治的势力，也不是国家。不是帝党或王党的法国，而且也不是共和的法国。他所注意的只是那伟大的国民性格，法国精神，宽大勇侠的本性，敢于推倒过去历史所拥护承认的一切权威一切古偶像的革命的举动。便是这与条顿族的文物破坏（Vandalism）显然不同的法国的偶像破坏（Iconoclasm），使Bakunin这样佩服。他说——

　　“倘使我们失却了那历史的伟大的国，倘使法国从世界上消灭了，倘使更不幸而至于跌入泥中做毕士马克的奴隶，那时世界将大受损失，立时将现出一个大的空虚；这不但是一国的灾祸，实是世界的大不幸。”

　　因为那时高慢反动的德国，将使欧洲都受到他的迫压；无论何地，自由的萌芽，都将被摧残。德国人民没有自由的本性。他们还有方法，将万国工人协会变成一个Sozialdemokratie（社会民主团）呢。所以凡是爱自由的，希望人道战胜兽性的，想求本国独立的人，都应该出来与闻这民治与专制的战争，这是他们的神圣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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