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论左拉(3)_周作人

论左拉(3)

　　推广用语的范围是一件没有人感谢的事，但年长月久，亏了那些大胆地采用强健而单纯的语句的人们，文学也才有进步。英国的文学近二百年来，因为社会上忽视表现，改变或禁用一切有力深刻的言词之倾向，狠受了阻碍。倘若我们回过去检查屈塞（Chaucer），或者就是莎士比亚也好，便可知道我们失却了怎样的表现力了。实在我们只须去看我们的英文圣书。英文圣书的文艺上的力量，大半在于此二者：其一是它的非意识的讲究风格，这个要求在成书的那时候恰巧正布满世间；其一是它的用语的简单直截无所羞耻的魄力。倘若发见圣书这件事留下给我们来做，那么无论那一种英译本将非由非公开的学会定价很贵地出版不可，因为恐怕落在英国夫人们的手里。这是我们英国人喜欢调停的缘故，所以在一礼拜的一天里可以把一把铁铲叫作铁铲，但在别的时候却断乎不可；我们的邻人他们的心思组织得更是合理，称这种态度作“不列颠的假道学”。但是我们的心的隔壁还是水泄不通的坚固，大概说来，我们实在比那没有圣书的法国人还要弄得不行。

　　例如我们几乎已经失却了两个必要的字“肚”与“肠”，在《诗篇》中本是用得很多而且很美妙的；我们只说是“胃”，但这个字不但意义不合，至少在正经的或诗趣的运用上也极不适宜。凡是知道古代文学或民间俗语的人，当能想起同样地单纯有力的语句，在文章上现已消失，并不曾留下可用的替代字。在现代的文章上，一个人只剩了两截头尾。因为我们拿尾闾尾做中心，以一呎半的半径——在美国还要长一点——画一圆圈，禁止人们说及圈内的器官，除了那打杂的胃；换言之，便是我们使人不能说着人生的两种中心的机能了。

　　在这样境况之下，真的文学能够生长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疑问，因为不但文学因此被关出了，不能与人生的要点接触，便是那些愿意被这样地关出，觉得在社会限定的用语范围内很可自在的文人，也总不是那塑成大著作家的勇敢的质料所制造出来的了。社会上的用语限定原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员，所以我们当有一种保障，以免放肆的俗恶之侵袭。但在文学上我们可以自由决定读自己愿读的书，或不读什么亦无不可；如一个人只带着客厅里的话题与言语，懦怯地走进文艺的世界里去，他是不能走远的。我曾见一册庄严的文学杂志轻蔑地说，有一女子所作某小说乃论及那些就是男子在俱乐部中也不会谈着的问题。我未曾读过那本小说，但我觉得因此那小说似乎还可有点希望。文学当然还可以堕落到俱乐部的标准以下去，但是你倘若不能上升到俱乐部的标准以上，你还不如坐在俱乐部里，在那里谈天，或者去扫外边的十字路去。

　　我们的大诗人大小说家，自屈塞至菲耳丁（Fielding），都诚实勇敢地写那些人生的重大事实。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伟大，强壮地健全，光明地不朽的缘故。设若假想在他们并没有含着什么勇敢，那是错了；因为虽然他们的言语比现在更为自由，他们敢于模造那个言语使适用于艺术，使文艺更与人生接近，却已超过他们的时代了。这就是在屈塞也是如此；试把他与他同时以及后代的人相比较，试看他怎样地想和缓读者的感受性，消除“高雅”人们的抗议。在无论什么时期，没有伟大的文学不是伴着勇敢的，虽然或一时代可以使文学上这样勇敢之实现较别时代更为便利。

　　在现代英国，勇敢已经脱离艺术的道路，转入商业方面，很愚蠢地往世界极端去求实行。因为我们文学不是很勇敢的，只是幽闭在客厅的浊空气里，所以英国诗人与小说家没有世界的势力，除了本国的上房与孩儿室之外再也没人知道。因为在法国不断地有人出现，敢于勇敢地去直面人生，将人生锻接到艺术里去，所以法国的文学有世界的势力，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明智的人都能承认它的造就。如有不但精美而且又是伟大的文学在英国出现，那时我们将因了它的勇敢而知道它，倘或不是凭了别的记号。

　　言语有它极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人的最亲密的思想的化身。左拉的风格与方法都很单调，倘若我们知道了他的秘密，这种单调便将使他的书不堪卒读；书中所说的主旨也总是一样：便是自然生活的精力。凡是壮健者，凡是健全地丰满者，无论健全的与否凡是为猛烈的生活力所支配者，关于这些事物左拉总是说不厌的。《土地》（La Terre）的绝妙的开场，描写少女赶一头春情暴发的母牛，往养着种牛的田庄去，随后又引她安静的回来，这一节文章可以象征左拉的全个宇宙观了。

　　一切的自然的力，在他看来都是迫于生殖欲而奔窜，或是满足了欲望而安息。就是那大地自身，在《萌芽》的结末里说，也孕着人类，在土内逐渐萌芽，到了一日便从坑中拥出，重新这老世界的垂亡的生命。在人与动物，机械以及一切物质上表现出来的自然力，永远在那里受孕与生殖：以这个意思为主，左拉确是收了他最大的效果，虽然其构成的分子分别看来并不是怎样优美，或有精微的见解，或是特殊的新奇。

　　我们在论左拉的时候，总常要想到这一件事：左拉所想做的事，大抵都有比他更能干的艺术家更好地做成了。龚枯尔兄弟推广言语的范围，并及于特殊俗语，而且用了更精美虽然也更朦胧的艺术，直面左拉所面过的那些事实；巴尔札克（Balzac）创造同样众多而且活现的一群人物，虽然大半都从他的空想中取出；于斯曼（Huysmans）能够更巧妙地把奇异或秽恶的景象印进人家脑里；托尔斯泰更深地实现出人生来；茀罗倍耳是大胆地自然主义的，而又有着那完全的自制力，这本是应与大胆同具的东西。在茀罗倍耳那里我们又看出与左拉相同的一种冷峭。

　　这个冷峭是左拉著作的一种独有的特色。这正是那冷峭的力量，使他的著作具有那种优越与深刻。冷峭可以说是左拉著作的灵魂，他的对于人生的态度之表示。这个原因大抵与别的特色一样，由于他早年的贫穷以及与人生经验的隔离。在他揭出人间的残酷利己与卑劣的写法上有种凶厉的公平，一个被关出在外的人的公平。他的冷峭之酷烈在这里却与他的自制相等。他把冷峭集中于一言一笑一动的上面。左拉的确相信一个改革过的或竟是革命过的未来社会，但是他没有什么幻觉。他只照他所见写下一切的情形。他对于劳动阶级并无特别感情，他不曾写璞玉般的人们。这在《萌芽》里边很是明了。

　　在这书里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各面都曾说及，那些温和的股东阶级，不能够想到此外有一个社会，大家不能靠花红过日或者有时做点慈善事业的社会；那些官吏阶级，怀着言之成理的意见，以为他们是社会所必需，责在弹压工人，维持秩序的；还有那些工人，有些变成凶恶，有些像哑口畜类地受苦，有些攀住了头领，有些狂暴的反抗，少数则盲目地夺争想得公道。

　　在左拉的公平里没有什么漏洞；《萌芽》里的主人公阑提亚——那个煽动家，诚实的反抗迫压，心里却是无意识地有着中产阶级的思想——的性格逐渐的发达，似乎写得非常的正确。照左拉看来一切都是一个坏的社会组织的牺牲，自为奴的工人以至过饱的厂主：唯一的合理的办法是大扫除，把糠和稻草一并烧却，重新耕地，长出优美壮健的种族来。这是左拉的态度之当然的结论，因为他看现代社会是一个极端恶劣的集团。他对于世间男女的哀怜是无限的；他的轻蔑也是一样地无限。

　　只有对于动物，他的怜惜才不杂着轻蔑；有几节最可记念的文章都是讲着动物的受苦。新的耶路撒冷会成立起来，但那蒙稣的矿工决不会走到；他们将在路上争夺那中等阶级的小而气闷的别庄了。左拉把他的可怜而无情的冷嘲倾倒在柔弱无能多有过失的人之子的头上。因了这个道德的力，与他的火山似的丰富的才相联合，才使他的影响出于别个艺术家之上，虽然比较起来他们要比他更为伟大。

　　以后世间未必还是继续读左拉的书罢。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十九世纪已经过去之后，他还当仍有他的兴味。将来可以有许多材料，特别在日报里边，供给将来的史家去重新造出十九世纪后半的社会生活。但是那材料太多了，所以将来的史家或者要比现代的更为固执而且偏颇。想要得到那时期的重要方面的一个活现公平的图画——就大体上说，是一个诚实的图画——虽然是从外面看去，却是同时代的人所写，把所有机密或丑恶的事情都描画出来，未来的读者最好是去找左拉了。倘若有一个十三世纪的左拉，我们将怎样喜欢呵！我们将提心吊胆的读黑死病的记事，其描写之精密有如《酒店》中的十九世纪的酒精中毒。

　　古代农奴生活的故事，同《土地》那样详细的记录下来，当有不可比量的价值。倘若当时有了一部《银》（L'Argent），古代的商人与重利盘剥的债主的情形在现在当不至那样地朦胧不明了。修道院与礼拜堂还有一部分保留至今，但是没有《萌芽》这样的书存在，告诉我们那些凿取石材，堆垛起来，加以雕刻的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这样的记录怎样的可宝贵，我们只要想起屈塞的《坎德伯利故事》小引的无比的兴味，就可以明白了。但是我们子孙的子孙，心中蓄着同样的情感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将在《路公麦凯耳丛书》的书页上，得以重复置身于灭没的世界之奇异辽远的事情之中。这是古代小说里的怎样古怪而且可怕的一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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