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论左拉(2)_周作人

论左拉(2)

　　左拉终于是贞洁，而且还是清醒——虽然我们听说在他质素的午餐时，他那阴郁乖僻的面色转为愉悦像是饕餮家的脸一般——但是这些早年的努力，想吸取外界的景象声音，以及臭味，终于成为他的一种定规的方法。划取人生的一角，详细纪录它的一切，又放进一个活人去，描写他周围所有的景象，臭味与声音；虽然在他自己或者全是不自觉的，这却是最简单的，做一本“实验的小说”的方剂。这个方法，我要主张，是根于著者之世间的经验而来的。

　　人生只出现为景象声音臭味，进他的阁楼的窗，到他的面前来。他的心灵似乎是中心饿着，却驻在五官的外面。他未曾深深地尝过人生的味，他并不积下纯粹个人的感情的泉，大艺术家都从这里汲起宝贵的液，即以作成他们作品中的清澈的活血。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的别个大小说家——也是一个全世界有影响的火山性的威力——怎样地不同呵！托尔斯泰在我们面前，显出是一个曾经深沉地生活过的人，对于人生怀着一个深广的饥渴而已经满足了这个饥渴的人。他热望要知道人生，知道女人，酒的快乐，战争的凶暴，田间农夫的汗的味道。

　　他知道了这些东西，并不当作做书的材料，只是用以消融个人的本能的欲求。在知道这些的时候，他就积蓄下许多经验，日后做书时逐渐取用，因此使那些作品有那种特别动人的香味，这只在往昔曾经亲自生活过的事物才能如此。左拉的方法却正是相反；他想描写一所大房子的时候，他坐在孟尼亚先生的宫殿似的住宅外面，独自想像屋内华丽的陈设，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所写都与事实不符；在写“娜娜”之前，他托人介绍去见一个妓女，总算同她吃了一餐午饭；他在《溃败》（La Débâcle）里记述一八七〇年的战事，他的勤劳的预备只是限于书本文件以及间接的经验；他要描写劳工的时候，他跑到矿里和田间去，但是似乎不曾作过一天的工。左拉的文学方法是一个暴发户——想从外边挨挤进去，不曾坐在生活的筵边，不曾真实地生活过的人的方法。这是他的方法的弱点。这却又是他的好处。

　　在左拉著作里没有像托尔斯泰著作里所有的那种餍足之感。我们因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托尔斯泰自己推许左拉为当时法国真是有生气的一个小说家，虽然他们的文学方法是如此不同。那个受饿的少年，眼巴巴地望着可见的世界，因了他理智的贞洁获得了一种报酬；他保存了他的对于物质的东西的清楚的视力，一种热心的，没有满足的，无所偏倚的视力。他是一个狂热信徒，在他的忠诚于人生的各方面这一点上。他历来像古代小说里的最勇的武士为他的爱人名誉而战一样地争斗，也曾受过侮辱比他们所受的更多。他在一篇论文里极愤怒地叫道，“他们把我们的厕所都装铁甲了！”这便是那狂信者严肃的决心的一个妙例，不准有什么障隔设立起来，以致隔绝外界的景象与臭味。他的对于人生之强烈的饥渴将她那新鲜的元气与不可压伏的活力给与他的著作了。

　　关于这个不曾满足的活力，事实真是如此，正如关于这些活力所常有的事；这虽然牺牲了所能有的优美，却因此保存了她的壮健。在他的猛烈的视力与其“工作，工作，工作！”的福音里，都含有一点苦味。这令人想起一种狂暴的攻城，在攻者也已熟知这城是上不去的。人生并不是只靠感觉所能了解；在那里常有些东西，即使竭尽耳鼻目力都不能攫住的；一个平衡的心灵，并不单靠五官的记忆，却又靠那运动的与情绪的活力之满足，才能建造起来。这个重要的事实，即使我们在想说明左拉事业内积极的原素的时候，也必当面着的。

　　左拉对于他同时的以及后代的艺术家的重要供献，以及他的给予重大激刺的理由，在于他证明那些人生的粗鄙而且被忽视的节目都有潜伏的艺术作用。《路公麦凯耳丛书》在他的虚弱的同胞们看来，好像是从天上放下来的四角缝合的大布包，满装着四脚的鸟兽和爬虫，给艺术家以及道德家一个训示，便是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说是平凡或不净的。自此以后别的小说家因此能够在以前决不敢去的地方寻到感兴，能够用了强健大胆的文句去写人生，要是没有左拉的先例，他们是怕敢用的；然而别一方面，他们还是自由地可以在著作上加上单纯精密与内面的经验，此三者都是左拉所没有的特色。

　　左拉推广了小说的界域。他比以前更明确更彻底地把现代物质的世界拿进小说里来，正如理查特孙（Richardson）把现代的感情世界拿进小说来一样，这样的事业当然在历史上划一时代。虽然左拉有许多疏忽的地方，他总给予小说以新的力量与直截说法，一种强健的神经——这固然不易得到，但得到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意地使它精炼。他这样做，差不多便将那些崇奉小说家诀窍的不健全的人们，那些从他们的空虚里做出书来，并没有内面的或外面的世界可说的人们，永远地赶出门外去了。

　　左拉的喜欢详细描写，的确容易招人严厉的攻击。但是我们如不把它当作大艺术看，却看作小说的进化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么它的描写也就自有理由了。这样猛烈地去证明那全个现代的物质世界都有艺术的用处这个主张或能减少著者的技巧之名誉，但这却的确地增加主张的力量了。左拉的详细描写——那个浪漫运动的遗产，因为他正是这运动的孩儿——很公平地普及于他所研究的人生的各方面，矿中的工作，巴拉都山的植物，以及天主堂的仪式。但是反对派所攻击最力者，并不在于这些无生物的描写与人类之工业及宗教活动的精细记述。

　　他们所反对的却在左拉之多用下等社会的言语以及他的关于人类之两性的及消化作用的描写。左拉多用隐语——民众的隐语——在研究下等社会生活的《酒店》内最多，其余的书里较少一点。《酒店》一书在许多方面是左拉最完全的著作，它的力量大部分在于他的能够巧妙地运用民众的言语；读者便完全浸在如画的，强健而有时粗鄙的市语的空气中间。在那书里，杂乱重复地装着许多粗话恶骂以及各种不同的同意语，未免缺乏一种艺术上的节制。但是那些俗语达到了左拉所求的目的，所以也就自有存在的价值了。

　　我们把这个运动看作对于过分的推敲之一种反抗，觉得更有关系。那种修辞癖主宰法国言文将近三百年，一面把它造成细致精密的言语，适宜于科学的记述，却因此也使它变坏，若与最于左拉有影响的古典文学家拉布来（Rabelais）蒙丹尼（Montaigne）或莫理哀耳（Molière）所用的言语相比，便觉得缺少彩色与血了。十九世纪的浪漫运动的确将彩色加进言语里去了，但不增加进什么血去；而且这又是一种外来的热烈的彩色，不能永久地滋养法国言语的。

　　因过于精炼而变成贫血的言语，并不是用了外来的奢侈品所能治疗，只有增加言词的滋养成分才行；左拉走到人民的俗语里去，这路是很对的，因为那些言语大抵是真正古典的，而且常是非常壮健。他有时的确不很仔细，或者不很正确地运用市语，有时把只是暂时发生的言词过于看重。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在给俗语以文学上的位置与声势；——这些文句虽然原有可惊的表现力，却被大家非常看轻了，只有一个第一流的而且又有无比的大胆的文人才敢把它们从烂泥里拾起来。这件事左拉已经做了；在他后面的人就很容易补他的不足，去加以审慎与判断了。

　　左拉的关于两性的及消化机能之写法，如我所指出，最受批评家的攻击。我们稍一思索，即知这两种机能正是生活的中心机能，饥与爱之两极，全世界即绕之而旋转的。在平常社会表面的交际上，我们所想要逐渐地粉饰隐藏过去的东西，正是这两种机能方面的事情，这也本是自然的。说及这两方面，常有一种省略及迂回之倾向；在社会上，这个影响未尝有害，而且还是有益。但是它的势力还不断的伸到文学上来，于是这就很有害了。

　　有几个大著作家，都是第一等的古典文学家，因为反抗这个倾向，也就走到两极端去。第一种是“粪便随喜”（Coprolalia），常喜讲及两便，这在拉布来可以看出若干，在那半狂的斯威夫德（Swift）更为明了；这种癖气，如完全发达，将成为一种不可抑制的本性，有些狂人就是如此。第二种是“意淫”，常是环绕着性的事情，却又很胆怯的不敢直达；这种暗摸妇女裙袋的态度在斯登（Sterne）里找到文学上的最高代表。同粪便随喜一样，这种意淫到了不可抑制，也是狂人的一种特征，使得他们到处都看出色情来。

　　但是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并不见得与最高的文艺不能相容。而且它们的最显著的首领都是教士，上帝的照例的代表。无论左拉在这两方面如何放肆，他总还在普通所承认为好社会的里面。他在这几点上不曾追上拉布来长老，斯威夫德主教与斯登教士；但他有点失了均衡的艺术之节制，那是无可疑的。在这一面他过重营养方面的丑恶的事，在那一面又带了贞洁生活之怯弱的遐想，过重肉的生活之暴露。他这样做的确不免表示出他艺术的一种软弱，虽然他推广文艺的用语与题材的范围之功绩并不因此有所减少。我们如记住有许多文艺界的有冠帝王都同左拉一样地走近这些题材，却比他更不端庄，我们就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更不必对他多所吹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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