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谣古歌谣与近世歌谣

古歌谣与近世歌谣

　　三　歌谣的历史

　　古歌谣与近世歌谣

　　中国古代歌谣的著录，或因音乐的关系，或因占验的关系，见于所谓正经书里的，大抵不外此两种。志书以“观风”的见地收录歌谣，当已在很晚的时期（太史陈诗，以观民风之说不足信；《诗经》所录，实全为乐歌，见下）；至于当作文艺而加以辑录的，则更晚了。此层第一章里也已说过。无论取那一种观点，他们不曾认识歌谣本身的价值却是一样。他们对于歌谣，多少有一点随便的态度；因此歌谣在著录时，便不免被改变而不能保全其真相。这种改变，在乐工的手里，便是为了音乐的缘故；在文人的手里，便是为了艺术的缘故。顾颉刚先生说，“《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歌谣》三九）；他的理由也许太系统的了，但这个结论我相信。

　　乐府里往往同一首歌“本辞”很简单明白，入乐后繁复拖沓，正可作一旁证。其实就是那些本辞，也未必不经文人润色。他如正史及故书雅记中所载童谣，当更不免如此。只有笔记中所收，或者近真的较多；因为笔记的体裁本不甚尊，无须刻意求雅，所以倒反自由些。至于《古谣谚》，体例极为谨严，原不至有所润色；但书中材料，全系转录故书，非从口传写录者可比，所以仍未必为真相。《粤风》原辑诸人，录自口传，而动机在于好奇，不为学术，有无润色，也颇难说。华广生所辑，疑有唱本之类，不全得自民众口中；他书末全录《玉蜻蜓》弹词，便是可疑的证据。这些中除《粤风》中各歌，至今或尚有流行，可资参证外，我们都称之为古歌谣。它们或较原歌繁复，或较精巧，大都非本来面目。自然，我们也承认古今语言之异，不应以今衡古；但繁简精粗之别，另是一事，不致与古今之异相混的。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第三条说：“现定时期，以当代通行为限。”这“当代通行”四字，便是他们所谓“近世”的界说。这个界说本身也许不很确切，但极便应用。上章引过一位老太太的话，说歌谣是活在民众口中的，一印到纸上，便是死的了。常惠先生也说：“无论怎样，文字决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他了。”（《歌谣论著》三〇五页）但是为研究起见，我们只有写录和用留声机的蜡片收音两法；后一法自然最好，而太费；事实上决不能每歌都用此法，且一曲两种调，这样便得一件活东西分剖开了，却也是无法的事。关于曲调的写录，须有一副音乐家的耳朵和手，非尽人所能为；当然是很难精确的。至于写录词句，却较容易些；虽然有许多有音乐字的字，也颇困难。写录既如此难得精确，自然不能靠书本或传闻，所以常先生说，“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同上）

　　有了这种精确的材料才可说到研究，而真正着手，还严格说，非等待材料齐备不可。不然，终于是“好事者的谈助”而已。现在我们的材料本不多，整理出来的更少。而曲调的收集或写录，几乎还未动手呢。以上所说，是专就口传的歌谣说；至于唱本，自当别论。唱本的曲调，收集与写录，与口传的歌谣方法上无甚分别；只是词句是印成的。唱本原为的识字的人，他们可以拿本子看着唱。而别人学他们唱的却就不靠着本子。这样传播开去，往往有多少的改变，如四季相思、五更调、十杯酒、十二月等，都是。所以唱本的搜罗——现在只有少数人做这事，顾颉刚先生是一个——固然要紧，却仍不能丢开了那些口传的变异不管。唱本自然不会有很古的，但也可用“当代通行”一个条件为比较的古近之界。唱本的数量很可惊，因为各地似乎都有，搜集的事，也是一件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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