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辨二诗体正变

二诗体正变(1)

　　六朝论文，可以梁昭明太子和元帝兄弟为代表。昭明《文选序》别裁经、子、辞、史，以为都不是文；他注重“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举“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文的标准。“事”是事类，就是典故；“藻”指譬喻，也兼指典故。“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善于用事，善于用比的意思。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说：“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所谓“绮穀纷披”，也当指用事用比而言。六朝论诗，可以钟嵘和刘勰为代表。《诗品序》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可是当时的诗：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文心雕龙·明诗》篇也道：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竞须新事”明指用事，“辞必穷力而追新”似乎也指的用事用比，都可见当时风气。但由钟、刘两家的话，知道求“新”更为当时作者所重。

　　“新”是创造，对旧而言是“变”；隋、唐以来，“新变”往往连称。《南齐书》五十二《文学传论》道：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这里说能求“新变”才能独自成家，雄长一代。《梁书》四十九《庾肩吾传》道：

　　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

　　用事用比之外，声律也是求得“新变”的一条路。又《梁书》三十《徐摛传》说他：

　　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

　　当时不满这类“新变”的，或以为“拘挛补衲”而失自然，或以为“转拘声韵”而“伤真美”；但“不拘旧体”也该是贵古者的一种口实。《隋书》十五《音乐志》道：

　　开皇中，……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王公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

　　这里“正声”与“新变”对举。乐尚“新变”，“无复正声”；文好“新变”，“不拘旧体”，道理是一样的。隋高祖以“无复正声”为病，也该有人以“不拘旧体”为病。《文心雕龙·通变》篇就有这个意思，下文详论。

　　风雅正变的“变”，指的“政教衰”、“纪纲绝”，指的时世由盛变衰。这里并不曾应用那影响巨大的《易传》的“变”的哲学。《易·系辞传》道：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下）。

　　这似乎是“变”的哲学的纲领。“变”与“通”是连着的，而“通”与“穷”是对着的。“通”才能“久”，“久”便无穷。《系辞传》又道：

　　变通莫大乎四时（上）。

　　荀爽注：“四时相变，终而复始也”（《周易集解》十四）。这似乎是一种循环论。但是无论如何

　　变通者，趣（趋）时者也（下）。

　　“趣时”就不至于固执了。又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上）。

　　道与器都可以“变”“通”而成事业，所以

　　变而通之以尽利（上）。

　　通变之谓事（上）。

　　“变”的作用如此之大，风雅正变的“变”显然跟这种“变”不相干。“新变”的“变”倒似乎有意无意间在应用着这种哲学。我们可以说梁、陈以至隋、唐之际，文论开始采用了这种“变”的哲学。

　　通变说的应用固然可以解释求新，而在求新成为风气之后，这一说却也可以帮助复古论者张目。《文心雕龙·通变》篇就有这个倾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杨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栝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文中承认“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数必酌于新声”。但像当时那样“竞今疏古”，蔽于偏而不知全，便不免千篇一律，“风味气衰”。文中论“宋初讹而新”，“讹”，化也，又有“妖”义；“新”而不“雅”，“新”而失正，“新”得过了分，便是“讹”。“讹”自然不会“淳”，“淳”是浓，是厚，不淳就薄了，“澹”了。这时候好像“文理之数尽”，走投无路；其实也不然。只要“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栝乎雅俗之际”，还可通变起去，路还是“无穷”的。清代纪昀评这一段道：

　　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故挽其返而求诸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这番话透彻的说出复古怎样也是通变，解释刘氏的用意最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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