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诗选小传·杜甫

杜甫

　　《全唐诗》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相，餔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沂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

　　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称为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

　　《扪虱新语》　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

　　傅若金曰：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

　　《诗薮》　自少陵绝句对结，诗家率以半律讥之。然绝句自有此体，特杜非当行耳。如岑参《凯歌》“丈夫鹊印摇边日，大将龙旗掣海云”，“排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等句，皆雄浑高华，后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伤？若杜审言“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则词竭意尽，虽对犹不对也。

　　杜之律，李之绝，皆天授神诣，然杜以律为绝，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句，本七言律壮语，而以为绝句，则断锦裂缯类也。……

　　王世贞曰：子美晚年诗，信口冲倡，啼笑雅俗，皆中音律，更不宜以清空流丽，风韵姿态求之。但后人效颦，便学一种生涩险拗之体，所谓不画人物而画鬼魅者矣。

　　王世懋曰：今人作诗必入故事。有持清虚之说者，谓盛唐诗即景造意，何尝有此？是则然矣。然亦一家之言，未尽古今之变也。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语，然不能入经语。谢灵运出而易辞庄语无所不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为宗，又一变也。中间何庾加工，沈宋增丽，而变态未极，七言犹以闲雅为致。杜工部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马勃牛溲，咸成逸致，于是诗之变极矣。子美之后，而欲令人毁靓妆，张空拳，以当市肆万人之观，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繁盛。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如何耳。善使故事者，勿为故事所使。

　　屠隆曰：……（即前屠纬真文集诸语）……或又谓唐人惟少陵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其最可喜者，不讳粗硬，不讳朴野。余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则然。老杜所称擅场，正不在此。

　　《黄生杜诗说》　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有神助矣。夔州以前，夔州以后，二种并具。乃山谷、晦翁偏有所主，不知果以何者拟杜之心神也。

　　《唐诗别裁集》　少陵诗阳开阴阖，雷动风飞。任举一句一节，无不见此老面目。在盛唐中允推大家。

　　少陵五言长篇，意本连属，而学问博，力量大，转接无痕，莫测端倪，转似不连属者。千古以来，让渠独步。

　　唐人诗原本《离骚》《文选》，老杜独能驱策经史，不第以诗大目之。

　　少陵七言古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大宗。

　　太白以高胜，少陵以大胜，执金鼓而抗颜行，后人那能鼎足！

　　杜甫近体，气局阔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及处，尤错综任意，寓变化于严整之中，斯足凌轹千古。

　　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学之博也，才之大也，气之盛也，格之变也。五色藻绩，八音和鸣，后人如何仿佛！

　　王摩诘七言律风格最高，复晓远韵，为唐代正宗。然遇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恐乎其后。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

　　中有疏宕一体，实为宋元人滥觞，才大自无所不见也。然学杜者不应从此种入。

　　凡名家诗有名句可采……杜诗议论正，器局高，却无名句可采。所以彦恢高氏（棅）独列为大家。

　　五言长律，陈、杜（审言）、沈、宋，简老为宗。燕（张说）许（颋苏）曲江（张九龄），诣崇典硕。老杜出而推扩之，精力围聚，气象光昌，极人间之伟丽。后有作者，莫能为役。

　　少陵绝句，直抒胸臆，自是大家气度；然以为正声，则未也。宋人不善学之，往往流于粗率。夫谓学杜须从绝句入，真欺人语。

　　《说诗晬语》　苏李十九首，五言最胜，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卨，生平抱负，悉流露于楮墨间，诗之变，情之正也。宜新宁高氏（棅）别为大家。

　　王维，李颀，崔曙，张谓，高适，岑参诸人，品格既高，复饶远韵，故为正声。老杜以宏才卓识，盛气大力胜之。读《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不废议论，不弃藻绩，笼盖宇宙，铿戛韶钧，而纵横出没中，复含酝藉微远之致，目为大成。非虚语也。明嘉隆诸子，转尊李颀，钟（惺）谭（元春）于杜律中转斥《秋兴》诸篇，而推“南极老人自有星”几章，何啻啽呓！

　　潘承松《杜诗偶评凡例》　夔州以后诗，黄鲁直盛称，朱子比之扫残毫颖。谓众人见鲁直说好也说好，直是矮人看场。盖其生硬颓秃处，不碍其为大家。然不善学者专于此中求杜，恐失杜诗之真也。

　　七言近体，夔州后尤工，如《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所云“老去渐于诗律细”也。此又不可一例。

　　《论唐人七绝》　中品，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少陵绝句，非其所长。唯《赠花卿》与《江南逢李龟年》二首，音调悲壮，实旷代高手。其他诸什，未能称是。且质重不文，微伤浅露，故以附中品。

　　《白话文学史》　八世纪中叶，（七五五）安禄山造反。……这次大乱来的突兀，惊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梦。……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上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意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词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象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纪下半以后，伟人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地夸说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大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已不是乐府歌词时代了。乐府歌词只是一种训练，一种引诱，一种解放。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不再做这种仅仅仿作的文学了。他们要创作文学了，要创作“新乐府”了，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

　　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结、顾况也都想作新乐府表现时代的痛苦，故都可说杜甫的同道者。这个风气大开之后，元稹，白居易，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相继起来，发挥光大这个趋势。八世纪下半与九世纪上半（七五五—八五〇）的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

　　故七世纪的文学（初唐）还是儿童时期，……直是以诗为游戏而已。……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到白居易之死（八四六），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浅，都是成人的表现。

　　杜甫的诗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大乱以前的诗；第二期是他身在离乱之中的诗；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后的诗。

　　杜甫在第一个时期过的是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后来献赋得官，终不能救他的贫穷。但他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这一点诙谐风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强的。……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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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禄山之乱起来时，到杜甫入蜀定居时，这是杜诗的第二时期，这是个大乱的时期，他……到了成都以后，才有几年的安定。他在乱离之中，发为歌诗；观察愈细密，艺术愈真实，见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实忠厚，这时代的诗遂开后世社会问题诗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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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杜甫入蜀到他死时，是杜诗的第三期。在这时期里，他的生活稍得安定，虽然仍旧很穷，但比那奔走避难的乱离生活毕竟平静的多了。那时中原仍旧多事，安史之乱经过八年之久，方才平定。吐蕃入寇，直打到京畿；中央政府的威权旁落，各地的“督军”（藩镇）都变成了“土皇帝”，割据的局面已成了。杜甫也明白这个局面，所以打定主意过他穷诗人的生活。他并不赞成隐遁的生活，所以他并不求“出世”；他只是过他安贫守分的生活，这时期的诗大都是写这种简单生活的诗。丧乱的馀音自然还不能完全忘却，依人的生活自然总有不少的苦况；幸而杜甫有他的诙谐风趣，所以他总寻得事物的滑稽的方面，所以他处处可以有消愁遣闷的诗料；处处能保持他那打油诗的风趣。他的年纪大了，诗格也更老成了：晚年的小诗纯是天趣，随便挥洒，不加雕饰，都有风味，这种诗上接陶潜，下开两宋的诗人。因为他无意于作隐士，故杜甫的诗没有盛唐隐士的做作气；因为他过的真是田园生活，故他的诗真是欣赏自然的诗。

　　白话诗多从打油诗出来。……杜甫最爱作打油诗遣闷消愁，他的诗题中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一类的题目。他做惯了这种嘲戏诗，他又是个最有谐趣的人，故他的重要诗（如《北征》）便常常带有嘲戏的风味，体裁上自然走上白话诗的大路。他晚年无事，更喜欢作俳谐诗，……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

　　……他能开口大笑，却也能吞声暗哭。正因为他是个爱开口笑的人，所以他的吞声哭使人觉得格外悲哀，格外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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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期里，他过的是闲散的生活，耕田种菜，摘苍耳，种莴苣，俨然是个农家了。有时候，他也不能忘掉时局，……但他究竟是个有风趣的人，能自己排遣，又能从他的田园生活里寻出诗趣来。他晚年做了许多“小诗”，叙述这种简单生活的一小片，一小段，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感想，或一个小印象。有时候他试用律体来做这种“小诗”，但律体是不适用的。律诗须受对偶与声律的拘束，很难没有凑字凑句，很不容易专写一个单纯的印象或感想。因为这个缘故，杜甫的“小诗”常常用绝句体，并且用最自由的绝句体，不拘平仄，多用白话。这种“小诗”是老杜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的法门；到了宋朝，很有些第一流诗人仿作这种“小诗”，遂成中国诗的一种重要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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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用新名词来形容这种小诗，我们可说这是“印象主义的”艺术，因为每一首小诗都只是抓住了一个断片的影像或感想。绝句之体起于魏晋南北朝间的民歌；这种体裁本只能记载那片段的感想与影像。……

　　老杜是律诗的大家，他的五言律和七言律都是最有名的，律诗本是一种文字游戏，最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遣闷，与围棋踢球正同一类。老杜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拿这件事当一种消遣的玩艺儿。……但他的作品与风格却替律诗添了不少的声价，因此便无形之中替律诗延长了不少的寿命。

　　老杜作律诗的特别长处在于力求自然，在于用说话的自然神气来做律诗，在于从不自然之中求自然。……这都是有意打破严格的声律，而用那说话的口气。后来北宋诗人多走这条路，用说话的口气作诗，遂成一大宗派。其实所谓“宋诗”，只是作诗如说话而已，他的来源无论在律诗非律诗方面，都出于学杜甫。

　　杜甫用律诗作种种尝试，有些尝试是很失败的，如《诸将》等篇用律诗来发议论，其结果只成一些有韵的歌括，既不明白，又无诗意，《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

　　律诗很难没有杂凑的意思与字句。大概做律诗的多是先得一两句好诗，然后凑成一首八句陆律诗。老杜的律诗也不能免这种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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