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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耀仪又要我写信去向父亲商量。父亲回信来说,在堂兄弟中虽有监照可借,但是不单名字年龄不符,也相差太远,最近的也是光绪廿年前后纳捐的监照,不能适用。父亲又告诉我,现代的官场那里能够事事这样认真,真的要监照的时候,尽托词存放在家里,没有寄来就好了。父亲预断定只要考得进去,以后就无问题了。父亲到底比儿子有见识,他看见填册时无需缴查监照,即知道以后无问题了。还是我岁数少,不经世故,把清末的官场看得太过隆重了。

  和我一同投考高等巡警的还有一个堂兄,是举人伯父的儿子,名叫正仪。他读完了官立中学的三年级,因为结识了一个娼妇,受了他父亲的斥责,便逃到省城来,决意放弃了二年后的现成的贡生。十三伯父看见他竟这样脱落地视那种中学毕业后可以马上得奖的贡生如敝屣,便向他说:

  “你不该牺牲了你过去三年间的学历呀!那是五分之三的贡生哟!只差两年了,就可以得一名贡生,还不好么?”

  “我要考法政,三年之后得副榜,五年之后得举人。……”

  正仪说笑般地说了后,再继续着说:

  “现在的新功名(指由学堂毕业出来所得的奖)有什么价值!谁晓得宣统皇帝还有几年天下!革命党成功了后,新旧功名都靠不住了。”

  “那你父亲的举人以后便不通了。”

  耀仪有点不愿意听正仪的话。

  “进士翰林都不中用了,还说举人!”

  正仪把耀仪一喝。

  “……”

  耀仪不响了。耀仪第一不满意于正仪的,是因为他看不起新功名。原来耀仪的父亲去年由日本回来,在北京保和殿廷试,获奖了一名法科举人。耀仪曾在家里大门上,加上保和殿廷试“和”新科法科举人两道封条。他还常常对我得意忘形地说:

  “等我明年在方言学堂毕了业,得奖了举人时,我们父子两人一齐上文魁的匾,一同竖旗杆……。”

  现在他看见正仪那样地糟踏功名,当然心里大大的不高兴。正仪又说,近来在青年间,革命的空气非常浓厚,清廷的命运怕不久了。

  “你尽管瞎说呀!给官家听见了时,提你去杀头哟!”

  “你们都是顽固不堪!”

  正仪不理他们是叔父或堂兄,高声地指着他们数骂。

  放暑假了,十三伯父在法政考完了试,立即动身回家去了。我因为要考高等巡警学堂,当然不回家,耀仪本想回家,后来忽变更了计划,留省不回去了。我们推度他不回家的理由有二,一是他的夫人在产褥中,一是他的父亲虽然考上了法科举人,但仍不愿回国来在京城就职,仍然回到日本去,后来听见他父亲在日本娶了日妇,另组织了一个家庭,对于耀仪似乎不能按期寄款了。耀仪常在希望由方言学堂毕业后赴伦敦留学,但到了这时候,他觉得是绝望了。好胜心比人强一倍的耀仪,觉得他的父亲太不替他伸气了。

  近来又有些学者在提倡晚婚有害的学说。但我以为晚婚或许有些弊害,总不及早婚有害之大。他们一般留省学生都是结过了婚的,二十岁前后的青年,岁数至大的也不过二十四五,但是在外观上,个个都是非常苍老,黄皮瘦弱。耀仪的体格算是最好的,但以二十二三岁的青年也是老气横冬的,说起话来像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这些现象完全是早婚和色欲过度的结果。他们每回聚谈起来,十句之中有八九句是发表他们的床第间的趣事。每值年暑假,他们便归心似箭,目的也完全是在会在故乡的他们的黄脸婆儿。其甚者,看见我十七八岁了,还没有定婚,便当做是一件a bwormol的现象。

  这里要补记一件事情,即清华中学班复试的榜早揭晓了,入选了的六个人也由提学使署派人送到北京去再复试了。听说六个都考进了学校。但是我所考的高小班,因为改期冬季送京,初试的榜经过两个月之后,仍不见发表。恰好这时候仁仪的嫡亲叔父,我叫他做十八叔父的,出来考拔,(科举废后,专为旧日的廪秀们开辟仕途的一种考试。)他替我做了一张禀帖,上呈提学使沈曾桐,请他早日揭晓,理由是,远道来考,不能久待。果然那张呈子发生了效力,一星期后发榜了,正取十名,备取五名,我名列备取第二。在榜前有一段布告,大意是静候至冬季再定复试,仰录取诸生一体知照……。

  我虽然在榜上有名,但对于清华早绝望了。我并不是怕程度不够,有半年的补习,我想决不难和那些小孩子们争夺锦标。我不愿意再等到冬季复试,完全是因为担心送京再复试后,万一落选了时,不是流落在京城里么?还有一个阻着我复试的理由,是耀仪给了我一个警告。

  “到十二月才送京么?那还没有到北京之前,你先冻死了。你如想上京复试,先要写信给你爸爸,替你缝一件皮袍子。……”

  的确,我每年只是一件薄棉袄儿过冬的。但是制皮袍儿么?在父亲那时候的经济力量是不可能的。那些家里有钱的方言学生们尚穿棉袍儿过冬呢。我的经济力量低一级,当然只好穿旧的短棉袄儿套一件蓝洋布长衫过冬了。

  阴历六月初旬的一天是高等巡警学堂的考期。我有了去年测绘的经验,这次考清华的经验,进场时是十分镇静,不像前几趟那样胸口会悸动了。试题是“汉高祖与秦父老约法三章论”,我看见题目,便非常高兴起来。我想这次包管考得上了。因为有蓝本可模仿了,去年使我考测绘失败的,不是“萧何入关先收图籍论”么?这两个题目是很有关系的。于是我把父亲替我改削过了的“萧何入关先收图籍论”套用一下,提起笔来先把冒头写出来:

  “九州之大,无图籍不能稽也。万民之众,无法律不能治也。治地固难,治民尤难。故善治国者,求治于民即所以求治于地也。……”

  在后半段则申论今日警政和法治的关系如何重要,如何紧切。当然完全是空理空论。但是在试场中搁下笔后,我还摇着双腿,吟哦了一遍,自己觉得十分满足,也十分得意。入场不满一个钟头,便交了卷。并且投考者不满四百人,而取录名额规定有八十之多,比去年的测绘和今年的清华,容易得多了。两星期后,发榜了,我以第三名入选了。

  当提学使署出示布告清华高小班改期冬季复试的时候,我曾写信去报告父亲。父亲写信来,要我回东山去再读一年半年后有机会时再考官费,无机会时可以出来当小学教员。我便回信给父亲,请他,无论如何穷苦,每月给我四十毫的用费,留省补习。我决意任何学堂都去投考,考上了再和父亲商酌就与不就。若为当小学教员回东山师范,我是宁可投珠江自杀。父亲若以为每月四十毫的用费都无力筹措时,我便在省城或回汕考邮务生吧。再退一步,还是入新兵营当喇叭手去吧。我又告诉了父亲,纵令父亲希望我回家去当小学教员帮助家计,也可不必回东山师范,不如让我进优级师范附设的单级师范训练班,一年可以毕业,毕业后回乡下去,是很堂皇的一个小学教员,说不定东山师范也要请我去分担“单级教授法”呢。我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决意拖欠了二伯母一个月的伙食费,虽然阿三妹来催了我几次,我还是置之不理,我把这三四十毫用作法政特别科的填册费(二十毫)和单级师范的报名费(十毫),还有七八毫,竟在茶楼上花完了。我当时确有点自暴自弃了。自己常常想,假如考的学堂都落选了时,便决意考邮务生去。再不然,什么工作都愿意做了。当兵也好,当巡士也好,在茶楼上当伙记也好,在长堤上拉黄包车也好了。全祠堂的同住者,都称我为发考学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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