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面目|郑振铎

“文人”的面目

　　“文人”本来不是一个不祥的名辞，他们是人类社会里的一小部分的人，以其写作的技巧，被认识为专门的“作者”或诗人或小说家的，正和一部分人之以其特殊的才能与知识或技术，被认识为工程司，化学家，政治家，乃至汽车制造者等等的情形，没有两样。

　　在古远的社会里，歌人很早的便是一个专门的职业。跛了足不能奔跑，在狩猎和作战都不方便，便成了铁匠；同样的，盲了双目的人，也只能成为歌人，歌咏英雄和神的传说，以娱乐，以激励同群。在希腊神话里，天上的铁匠海泛斯托士是一位瘸子。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最大的史诗作家荷马之为一个“盲诗人”，也决不是没有原因。“盲诗人”大概是记忆力特别的好，想象力和了解力也似乎特别丰富和敏锐。人类最早的最伟大的文学的丰碑的树立者，便只好让给了一位伟大的“盲诗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这个有趣的古老的国度里，还有无数的盲歌人以歌唱弹词等长篇故事诗曲为专门职业的呢！他们沉醉了无数的村姑农子的心，他们惹动了无数“妇孺”老幼的闲愁清泪。那不被人所注意的一群可敬的盲诗人，难道其中没有一个才能杰出的大作家在着么？却如何的被忽视，被轻蔑！他们是自食其力的，是高尚的人，然而“拖裾侯门”的宫庭诗人们或准宫庭诗人们却永远的在排斥着他们！

　　社会渐渐的进化了，歌人和诗人便不一定是盲者专业。当初，歌人是属于整个社会的，是属于公共的。封建制度的出现，使歌人们变成了王侯家的豢养着的人物。一条线继续着下来的，便是所谓“宫庭诗人”之类的文士们。

　　再后，随了自由主义的发展，工商业的突飞的进步，中产阶级的把握着政权，文人们便再度的为公共之所有。他们以定期刊物，或以单刊的小说，戏曲一类的写作，博得了群众的同情。他们的作品，无殊于可买卖的一切商品。他们享有著作“权”，而这著作“权”，也和他们的其他财产一样，可以公然出让的。

　　再后，便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文士们该为最大多数的人类而歌唱的了；他们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而这时代还正在发展着。

　　所以，所谓文人也者，原是人们自己就性之所近所选择的职业之一种，并不是一个“不祥”的名辞；更不足以借此自傲，自夸。文人们的笔，也便是他的斫柴的斧，种地的耙，……并不特别的可尊贵。

　　然而，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却竟有自命为特殊阶级的文人们。“士为四民之首”，他们是永远的站在统治者的一边的。而“文人”便也竟成了一个“不祥”的名辞！

　　正和我们走在街上，或埠头同时可见到原始式的以肩荷物的运输人和飞驶着的载重汽车；咿咿哑哑的推着的送女工上厂的独轮车和疾驰而去，一尘不扬的一九三四年式的福特卡；独木舟式的小艇和巍然屹立于水上象一座大城似的两三万吨的邮船，等等情形一样，我们也可在同时见到古老的盲歌人们，新兴的文士们，其中还走着算不清的极多的“封建余孽”，“四民之首”的士大夫们。

　　所谓“士大夫”并不就是“文人”，然而很早的他们便已分别不清。很早的，我们的专制帝王们便发明了“以文取士”的制度，使才智之士皆敝其精神于无力之地。于是唐以诗、赋，宋以诗、赋、经义，明清以八股文、试帖诗，作为登庸士子之途径。个个“士大夫”大概都是和文字有缘的。自然便也靠在“文学”的边上走着了——何况诗，赋之流，其本身也便在文章流别之列。

　　于是，文人们必定会摇身一变而成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终身变不成的，那便该唉声叹气的在诉穷诉苦了，于是“文学”便成了一种登庸的“阶梯”而不是一种专门的技艺了，便成了一种敲门砖而不是一种自食其力的职业了。许许多多的文人们便这样的跳不出“宫庭诗人”的圈子。“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宰相须用读书人”一类的话，都是这种畸形现象的露骨的表白。“文人”之为世所诟病而视为一个“不祥”的名辞，岂无故哉！今日的文人们还不是有许多正在以“文学”为登庸的阶梯么？还不是以博得统治者的赏识为荣么？还不是乐为“帮闲”之流的东方朔司马相如而不自愧么？……等而下之，乃竟有彼豢养于地头蛇的土豪之大宅深院里的。——其实这也并不特别的可耻！

　　“文人”的面目，假如，竟是这样，那末，所谓“文人”的一个名辞诚然是“不祥”之称了。

　　就文学的历史看来，伟大的文人们是永远不会因被豢养而遂歌颂“主上圣明”的：他们往往是带着很浓厚的反抗的情绪的。就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商业社会里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如此。伟大的文人们，永远的不会甘心的被人豢养的，他们永远的憬憧着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永是春天的世界。他们决不会以现状为满足的。他们决不会苟安于黑暗的地狱里，他们大声的呼喊，他们憎恨，悲愤，反抗。他们永远是一个先驱者；他们常是“正义”的化身。

　　《伊里亚特》里是那样的不替统治者亚加米农留面子；柏拉图是那样的憬憧着一个理想国；西塞罗是那样的主持着正义和公道；白居易《新乐府》是那样的在作着不平的呼号；屠格涅夫身为大地主，却为可怜的农奴那样的恳挚请命；史多活夫人是一个白种的妇人，他的《黑奴吁天录》却是如何的为尼格罗人说话。

　　凡是伟大的文人，殆无不是带些几分反抗性质的；凡是伟大的作品，也大多数是暴露黑暗，不安现状，憬憧光明的。至于如何的“喜笑怒骂，皆成文章”，那是要靠作者们的技巧之所近的了。

　　伟大的文人往往要受迫害。卢骚的穷困，屠格涅夫之不见容于帝俄，勃兰特斯之被守旧者所攻击是其例，但又何损于他们呢？“整个社会”会渐渐的明白他们，拥护他们的。

　　而那些屈伏，谄谀，写着《剧秦美新》的“文人”们呢，他们是那样的细弱可怜！恹恹无生气！

　　求伟大的文士于“谄谀”之群，那是根本就错了的。

　　二三，八，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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