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小说|郑振铎

谴责小说

　　大家似乎都以异样的怀疑的眼光去看小说家。“某人是做小说的”，说这句话的人，对于这一位小说家至少总有些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大家都以为小说家是一位侦探，似欲侦探人家的阴事而写之于纸上的；是一位轻薄的无赖，常以宣布人家闺阁中事及某某人的秘密，为唯一的任务的；是一位刻毒的下流人，常以造作有伤道德名誉的事，隐约的笔之于书的。当小说家静听人谈话时，或眼光射到某处时，大家便以为是在搜寻他的小说材料。

　　于是大部分的人，对于小说家都抱敬而远之的态度，都具有一种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

　　为什么大家对于小说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异样的态度呢，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误会我们的小说家呢？

　　这有一个大原因在。

　　大家之所以看不起小说家，对小说家起这种误会，其责任的一大部分，应该由近数十年来在那里做流行一时的“谴责小说”的人担负。

　　原来我们中国人的做小说，一向很喜欢用真实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所谓“演义”自然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其余小说，如《今古奇观》一类的东西，也有一部分是以当时盛传的实事为他们的题材的。《儒林外史》中所写的人物，差不多个个都是真的人，杜少卿、慎卿就是作者及他的哥哥，庄征君就是程绵庄，马纯上就是冯萃中，牛布衣就是朱草衣，权勿用就是是镜，其他诸人物也都可考。《品花宝鉴》是叙毕秋帆、袁子才、蒋苕生、张船山诸人的，《花月痕》亦有人谓是叙李次青、左宗棠诸人的。因此读小说的人，养成了每欲探按书中某某人物的背后是某某人的习惯。除了几十部历史小说，如《北宋杨家将》、《粉妆楼》等，以及其他性质的小说，如《包公案》、《镜花缘》、《西游记》之类外，差不多没有一部小说不被读者如此的猜索着的。《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人猜以为是严世蕃。《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人猜以为是纳兰容若，有人猜以为是清世祖，又有人猜以为是某一个人。其他林黛玉、薛宝钗，以至袭人、晴雯，也以为各暗指一个人。总之，由我们的读者看来，大部分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作的，都是以笔墨报仇的，不是谴责时人，便是嘲骂时人。其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有所指的，都是实有其人的。到了近来，“谴责小说”的作者日益多，这种小说日益风行，于是益证实我们的读者的“小说中人物都是有所指的”这个主张的正确。

　　“谴责小说”大约是始于南亭亭长的《官场现形记》一书罢。此书之出，正当我们厌倦腐败的官僚政治，嫉恶当代的贪庸官吏之时。南亭亭长的严厉的责备，与痛快的揭发他们的丑恶，叙写他们的“暮夜乞怜，白昼骄人”之状，使时人的郁闷的情绪为之一舒，如在炎暑口渴之际，饮进了一杯凉的甜水，大家都觉得痛快爽畅。于是这一部书便大为流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什么《新官场现形记》、《续官场现形记》之类，都陆续的出来了。《留东外史》也为此著而出现，益张“谴责小说”的旗帜。这个时候，小说真成了谴责的工具，小说家真成为人家隐事的侦探者与揭发者了。其流风至于今而未衰。什么《人间地狱》、《黑暗上海》，什么《上海水浒》等等，都是以真实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以谴责的态度，为他们的叙写的态度的。于是大家对于所谓“小说家”便有一种异感，以他们为侦探、为轻薄的无赖，为好揭发或造作人的阴私的下流人。

　　这种的“谴责小说”，可算为伟大的或上等的小说么？这种的小说家可算为伟大的或可崇敬的小说家么？以我想，决不能的。

　　我们要知道，小说的重要任务，本不在于揭发或布露人间的黑幕——至于揭发某某人的阴事，更是“自郐以下”的无聊而且卑下的举动了。小说家的态度，本不当为冷笑的，谴责的，嘲骂的。小说家要叙写实事，要以真实的人物为他们的人物，本也无妨。然以冷笑的，谴责的，嘲骂的态度对于他的人物，却是决不可的。以揭发或布露某某人的阴私为目的，却更是万万不可以有的举动。这种举动，使小说的尊严，被污辱了，使尊荣的可爱的小说家，被人看得卑贱了。什么时候这种小说可以绝迹，什么时候我们的尊荣可爱的小说家便可以被大家以亲切的面目，崇敬的态度相待了，小说的尊严，便也可以恢复了。

　　“那末，”有人问，“小说的重要任务，该是什么呢？小说家的态度该是怎样的呢？”

　　把永在的忧郁与喜悦，把永在的恋爱与同情，写在小说中，使人喜，使人悲，使人如躬历其境，又且句句话是他们自己所欲说而未说，而不能说的。人的同情心因而扩大；人的劳苦，郁闷，牺牲，自己所未能告诉的，作者已为他告诉出，叙写出了。他给读者以理想的世界，以希望的火星，他把他自己的热情，自己的心腑，都捧献出，他有时表满腔的同情于他所创造的人物，有时完全以旁观的态度对待他。但止于旁观而已，却并不再进的谴责他，冷笑他，嘲骂他。柴霍甫写他的一个可爱的人，原想把她写得坏的，结果却把她写得异常的可赞颂，异常的可爱。西万提司写吉诃德先生，粗看之，好象他是在嘲笑他，看到后来，却什么人也会为这个愚而诚的武士所感动了。狄更司的《贼史》，写犹太人法金那样的可恶可恨，他的《滑稽外史》，写英国某乡的教师那样的残忍下流，然他对他们所持的态度仍是极严肃的，不谴责，也不嘲骂。小说的任务便是如此，小说家的态度，便是如此。

　　没有一部伟大的上等的小说是专以揭发人的隐事，人间的黑幕为他的目的的。没有一个伟大的上流的小说家是持冷笑的、嘲骂的态度来叙写他的人物的。

　　“然而，”又有人为谴责小说辩护，“他们对于社会上的恶人，不是也可以给些惩戒么？”

　　不能的。小说本不是惩戒恶人的工具，恶人也未必因被写入小说而知所顾忌，我们中国的人本来有喜谈人隐事的习惯，本是最没有同情心的，对一切人，对一切事，都冷笑，谴责，嘲骂。而这种谴责小说恰正是投他们之所好，恰足以助长他们这种的恶习惯与恶态度。我们欲使中国前进，欲使中国人变为有同情心而恳切，严正的，便须先扑除这一类的谴责小说。

　　我们的小说家，为什么不移你们的笔端，移你们的眼光，向更远大，更可写的地方望去，写去呢？永远的被人视为侦探，视为轻薄的无赖，视为刻毒的下流人，永远的不能得人亲切的同情，这是可以忍受的么？

　　我们要光复小说的尊严——要改正大家对于小说家的敌视态度——不可救药的职业小说家也许不足以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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