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俗文学史第六章变文一

第六章变文一

　　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这关系是异常的重大。假如在敦煌文库里，只发现了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诗集，许多古书的抄本，许多佛道经，许多民间小曲和叙事歌曲，许多游戏文章，像《燕子赋》和《茶酒论》之类，那不过是为我们的文学史添加些新的资料而已。但“变文”的发现，却不仅是发现了许多伟大的名著，同时，也替近代文学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近十余年来，我们为什么那样的重视“变文”的发现的原因。本书以专章来研究“变文”，其原因也即在此。如果不把“变文”这一个重要的已失传的文体弄明白，则对于后来的通俗文学的作品简直有无从下手之感。

　　在敦煌的许多重要作品里，“变文”是最后为我们所注意的。

　　史坦因和伯希和获得了敦煌文库里的许多文卷之时，他们并不注意到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文体”。许多人抄录着、影印着敦煌文卷之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这样重要的一种发现。

　　最早将这个重要的文体——“变文”发表了出来的，是罗振玉。他在《敦煌零拾》里，翻印着《佛曲三种》（《敦煌零拾》四）。这是罗氏他自己所藏的东西。这三种都是首尾残缺的，所以罗氏找不到原名，只好称之为“佛曲”。但在他的跋里，他已经知道，这样的“佛曲”和宋代的“说话人”的著作有关系了：

　　佛曲三种，皆中唐以后写本。其第二种演《维摩诘经》，他二种不知何经。考《古杭梦游录》，载说话有四家。一曰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恋态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谓参禅，说史，谓说前代兴废战争之事。《武林旧事》载诸技艺，亦有说经。今观此残卷，是此风肇于唐而盛于宋两京。元、明以后，始不复见矣。甲子三月，取付手民。卷中讹字甚多，无从是正，一仍其旧。

　　罗氏把“佛曲”作为宋代“说经”的先驱，这是很对的。可惜他并没有发现其他“非说经”的“变文”，所以，不知道“变文”并也是“小说”和“说史”的先驱。

　　这《佛曲三种》，今已知其原名者为：

　　（一）《降魔变文》
　　（二）《维摩诘经变文》

　　其他一种，演有相夫人升天事，不知其原名为何。陈寅恪先生名之为“有相夫人升天曲”。但实非“曲”也。

　　后来日本的几位学者对于“变文”也有一番研究，却均不能得其真相所在。

　　刘半农先生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得了不少的敦煌卷子，曾刊为《敦煌掇琐》三辑。其中收“变文”不少。但独遗漏了最重要的若干卷的《维摩诘经变文》，实可遗憾！大约他为了这是演佛经故事的，故忽视了它。北平书肆曾出现了一卷完全的《降魔变文》，到了刘先生手里，他也未收。幸为胡适之先生所得，不致流落国外。

　　胡适之先生在《伦敦读书记》里，独能注意到《维摩诘经变文》的重要，这是很可佩服的。可惜他的《白话文学史》没有续写下去，这一部分的材料，他便也不能有整理和发表有系统的研究的机会。

　　我在《中国文学史》中世卷上册里，曾比较详细地讨论到“变文”的问题。但那个时候，所见材料甚少：《敦煌掇琐》也还不曾出版。将那些零零落落的资料作为研究的资料，实在有些嫌不够。我在那里，把“变文”分为“俗文”和“变文”两种，以演述佛经者为“俗文”，以演述“非佛教”的故事者为“变文”，这也是错误的。总缘所见太少，便不能没有臆测之处。（那时，北平图书馆目录上，是有“俗文”的这个名称的，故我便沿其误了。）

　　在我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里，对于“变文”的叙述便比较地近于真确，我现在的见解，还不曾变动。但所得的材料，比那个时候却又多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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