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来政局的回顾|张太雷

一年以来政局的回顾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近几年来国家总算是多事之秋了，但求其变动的快与发展的奇特，莫过于过去这一年。这一年所经过的事情，不仅是些简单的孤立的事实，乃是一些事实经过了长久的滋长，表示成熟的现象了。自民国成立以来以至现在，所发现的政治上的事实，我们不能当作孤立的不相联属的东西。若是这样看便大错而特错了。严格讲起来世界上本没有不属于因果与系统而独立的事实，何况政治上的事实，更是人类最大活动的表现，那有孤立的呢？在这些纷纭错杂的现象里面，现出个头绪来，便知道有些线索可寻，并且这些线索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政治世界内，都有几种相冲突的势力，这一年来国内的政治上有几大势力呢？这几大势力的基础与发展，在这一年来呈甚么状态呢？再进而言之，这些势力的消长，究竟有甚么意义呢？这些问题是时常起伏于我们心中的。每年双十节重临，大家无论是悲观或乐观，总免不了要回头看看过去的历史，而在今年的国庆纪念，这过去一年的事实，诚有特别值得我们回思的价值。

　　从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十月，中国的疆土上没有一个月没有战事。以前的战事，没有绵延到这样久的。这也可以见得过去一年的特别了。去年十月的时候，正值段祺瑞为执政的时候，国奉两军正在北京暗斗，使受奉系卵翼的段祺瑞，觉着两大之间难为妇的味道。这个时候，正是各方面暗中酝酿反奉的时期。我们可以将过去一年的战事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反奉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反国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这三个时期，虽在交界的期间，不免互相错杂，而大致是可以分开的。如由反奉变成反国究竟是在那一天，颇难指定，而在反国军事尚未停止的时候，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经开始了；但大概我们可以说，从去年十月初到十二月尾郭松龄之败为反奉时期，由郭松龄之败到今年的六月底与七月初是反国[1]时期，由七月初到现在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综观中国的全局，一年来各种势力之消长，都是集中在这几个战事里面。至于北京的政局的变幻，都是侧面的文章，本身无甚重要，亦不过因关系势力的消长，随之而变更罢了。

　　一，反奉之战　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奉系势力，大为扩张，除先后夺得直隶山东外，更伸其力量于长江，这是奉系势力从来未有的最大限度的扩张，姜登选[2]既得了安徽，奉系又派杨宇霆督苏，其势焰之逼人，不能不引起各反对方面的侧目。各反对方面为自存计，不得不发难，所以反奉运动在这个时候，真是急于星火。这个反奉的战局里面，又可分为三个战场，一在长江下游，二在豫鲁，三在北方。在长江下游的，是始于苏浙战事，浙江孙传芳鉴于奉天势力已及卧榻之侧，乃联络安徽，江西，湖北先后发难。奉军以战线延长，四面皆敌，而在河南之国民二军又在在足以危险前方与后方的联络，所以战事一开，即迅速撤兵北归，由沪而宁，由宁而徐，节节退让，中间在蚌埠徐州等地，曾经大败，而在南京之一师因退走不及被孙军缴械，综计损失颇为不赀。这一役的结果，孙传芳的势力大为扩张，从此中国局面上又新添了一个军阀，真所谓“竖子成名”了。同时还有一个结果，就是直系的复活。孙传芳初起兵的时候，很利用鄂赣皖共同讨奉为之声援，所以蛰居岳州的吴佩孚遂于十月二十二日在汉口受职为讨贼总司令。所谓贼即指奉军而言，但当时吴军与奉军并无任何地理上的连接，实无冲突之可言，吴佩孚不过利用这个机会，因谋再起，恢复势力而已。因吴佩孚之再起，遂又形成去年年底鄂豫之冲突，这个冲突，应当归入第二期的反国战事之内。长江下游的战场，因孙传芳军队已到徐州，可以算是告一段落，可以谈到豫鲁的战事了。当孙传芳初起兵时，豫之岳维峻领袖国民二军，意存观望，及至奉军节节退败，岳维峻看见有机可乘，方才动兵攻打山东，这不是替孙传芳帮忙，而是谋得山东的地盘，因为国民二军之想得山东已非一日了。所以豫省的军队不于十月中旬苏浙动兵之初出兵截断奉军归路，而直到十一月初旬才与孙兵夹攻徐州。此后豫鲁战事入于混沌之状态中者多日，亦为国民二军瓦解之初步发动。奉军在南方既失利，同时在北方之反对派谋奉益亟，是为反奉战争在北方之战场。郭松龄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兵反奉，向奉天进攻，连战皆捷，至十二月之末大败被杀，为期不过一月，是为反奉中之最显著者，而亦为奉系生命从来未有的危险，这一役的末期奉张已预备离奉，若非日本的帮助，张作霖本身之势力，早已倒了。在这个郭松龄倒戈的时期中，有可以注意的，就是国民一军的势力，成为北方最大的，处处与奉军以压迫，段祺瑞屡请冯玉祥指导政局，是为国民一军势力最盛的时代，也就种下了第二个时期的反国运动。

　　这一期的战争，仍然是军阀自己混闹一场，是继续一种的循环战争，除了造成孙传芳的势力与使直系复活，并使奉系大受挫折外，没有别的结果可言。

　　二，反国之战　这个战争可分为两个区域，一是在中部的，一是在北方的。在中部的为直国之战，起于十一月中旬鄂军之攻河南。当十一月初豫军进攻山东的时候，原希望鄂不来犯，才免后顾之忧。但吴佩孚既再起汉口，志在力谋恢复失地，可以在豫军东去防务空虚的时候，知道时机到了，就出兵攻河南，以致国民二军前后受敌，其势不支，所以国民二军去年年底就完全瓦解了。国民二军的命运，真所谓“螳螂捕蝉，不知黄雀之在其后”，结果之惨总算自己失策。而吴佩孚由反奉的招牌不转瞬间变成联奉反国，军阀之无耻，从没有比这一次再明显的。国民二军既散，国民一军在北京之势力又孤，所以对于北方反国的战场上，弄成直奉联军联合压迫国军之形势。在天津一带混战一场之后，国民一军退守北京，后复由北京退往南口，本年三月与四月上旬为国民一军最困难时期，四月中旬遂全数退南口。遂成奉直联军挂起“讨赤”的招牌以攻国民军之战事。南口虽为天险，后以奉军在后方获胜，南口与张家口之联络大受危险，遂并南口亦不能守，此为八月中旬的事。后来又由张家口退往西北，此时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已经拔动一月有余，本年国内战事已入于第三期了。

　　反国战争之结果，使国民一军受创不浅，中间复经山西之阎锡山加入，形成山西与国民军局部之战。综计国民一军之损失不下两三万人，而奉直山西方面之死伤更多。至于各系经济上与内部所受之影响，亦深而且巨。但就中国革命前途上讲，反国之战，却有一个好的影响，就是促成国民一军之觉悟与加入国民党，此在中国政治上，是有重大关系的。

　　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这一段的事情比较的近，大家都还记得清楚，不用细说。北伐军的出发虽在七月初，但在七月以前湖南已经发动。因这一次的北伐，形成国内一个新的局面。革命军于短小的时间内，打进湖南湖北直捣武汉，更进而规复河南与江西，使新复活的直系，完全溃败，席尚未暖的孙传芳一蹶不振。北伐的工作的初步，就推倒了两个军阀。并且新加入国民党的国民第一军又出陕西到河南，与革命军联合战线，所以中国的局面，在北伐以后，只剩下两个不能两立的势力，一个是军阀中势力最厚的奉系，暂时掌握北京的政局，一个是代表国民革命事业的势力。这两个势力中，前者是完全靠武力的组织，后者的武力不过是他的势力的一部分。现在这两个势力，接触日近，奉系的张宗昌已经分兵南下，第一步的目的，为恢复一年以前失去的地盘。其与国民革命军的接触，是在何时何地，都不关重要，但这两势力之必出于冲突，与必不能立于两存之地位，是一定的事情。这就是国内黑暗势力传统思想，与进步的光明的思想，两种势力的大冲突。

　　这一年来中国政局上的主要文章，就是这几个战争，其余的事，都是枝叶。甚么颜阁杜阁[3]，甚么关税会议，都是没有任何成绩，没有任何意义的。惟有这几场战事都是国民革命事业所必经的过程。在这一年之内，我们在消灭军阀上有了相当的工作，总算是一个成绩。我们将这一年的事情综合起来，可得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我们看得出来，这一年的战争，明显的指出来国家新旧思想是不能融洽而必出于冲突的。国民于这一点，要看得清楚，然后可以决定各人自己的地位。一国思想的影响，不仅是在思想本身界内，乃是在日常生活，经济上，社会上，种种的生活上，有具体的表现。一个时代一部分的人的思想假若是与另一部人的思想有根本冲突时，这两派人到了激烈的时候，必出于战争，许多国内国外大战争，都可以说是思想的冲突。一年来的战争，军阀是旧思想的代表，是腐败政治，腐败人生观的明显的代表。凡是站在新思想新时代的人，都不应与他们妥协，因为思想冲突，是无妥协之余地的。结果新思想总是起来代替了旧思想，这是世界上进化很明显的公例。固然，战争是很残忍的，是极不经济的，但我们必须忍得暂时的痛苦，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年来每次大战初起或正在进行之时，必有甚么名流，呼吁和平，这至少极无聊的事。因为假若是军阀自相残杀，那是循着最野蛮的互相消灭的办法，亦是逃不了的。假若是进步的势力与反动的势力冲突，我们不但不应该说甚么和平的话，兼且应当参加到进步的势力方面去努力，因为在这一种国家前途民族生命的战争上，一国的人民，是不应当守中立的！

　　第二，我们特别的在过去的这一年中，看清军阀的末路到了。军阀犹如一种暂时的制度，只能在一种相当的环境中生活。环境换了，时代变了，这样的制度，必出于消灭的一途。军阀可以从两方面消灭，一是内部的，一是外来的。军阀的本身含有天然原有的弱点，在军阀最强盛的时候，败亡的征兆就出现了。可以说，军阀势力越强，败亡的势力也就相当的越大，正如物理上物体上升越高，其下坠的力量也越强一样。这种势力是无法可以避免的。又如一派的社会主义学者所说，资本家越发达，资本制度颠覆得越快一样。军阀的基本势力是完全简单依赖武力，此外没有高于武力的一个主义去维系在军阀旗帜下的人，使他们不生离戴之心，去年郭松龄之倒戈，残杀同类是一个明证，这是近几年少有的事。而至去年乃大暴露的一个现象。军阀未强盛之前，大家有所为而不愿发难，及至大功告成，一翻手就可以变易朝代的姓名，这件事谁有力量，谁就要动手了。但即便可以暂时免去倒戈之事，而祸患之来，还有一个方面，比这个更烈，更无从逃避，就是军阀手下财政的破产。这又是各军阀这几年以来的公同病象。奉系今年因国军之败入据北京，可以算是奉系这几年未有的局面。但同时我们听见奉垣的富商因操纵金融被张作霖枪决多人，则因奉天不换纸币价落，致张出此愚笨之下策。奉天纸币，若依每次战争增加的倍数计算起来，奉国开战之后的数目，当离十万万元不远，所以今日奉票毫无价格可言。历来战争凡不能维持其金融者必无幸免，所以最后的胜负不是决于战场，而是决于市场。这种经济情形亦是奉系从来未曾经历过的经验。即此一端我们可以决定国内势力最大的奉系的末路，也不远了。虽说军阀本身，因着自然固有的弱点，必不出于倒之一途，但我们决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坐视国家的前途受军阀的蹂躏；因为在未消灭以前，军阀可以卖国，可以借用外力以图苟延残喘，可以做出种种的恶事，所以不能不用第二种方法来消灭他。第二种方法，就是外来的革命的武力。

　　第三，从种种方面可以看出来因着过去一年政局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的使命益加显著，并且这种种方面的事情都指示我们说，国民党在中国政治上负责任的日子到了，就是在目前！这不仅因为国民革命军恢复了这许多的地方，推倒了这许多敌人，而是由于全国国民与世界人民对于国民党从来没有今年欢迎这样的热，希望这样的大。他们所欢迎的，是只有国民党能做革命的事业，所希望的，是国民党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负担他们的付托，能做建设全国的事业。外国方面现在别的问题都放在一边了，他们心中已经发生了是否应当继续承认北京政府的问题。今年有几国正当与中国改订条约之期，就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北京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自然是否应当与之交涉改约，抑与国民政府交涉，在他们中间已经成了问题了，这亦是往年所未有的事。自然承认国民政府尚非一日之事，但至少可以指示我们一件事，就是外国对于国民党与其治下的国民政府，已有了新的了解了。在这种情形下的从事革命的人，对于自己的责任，自然是特别的重大，因为中国的命运与国民革命事业的前途，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1]反国，指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

　　[2]姜登选（1882—1925），直隶冀州（今属河北冀县）人。奉系将领。1925年8月，任苏皖剿匪司令、安徽军务督办，不久为直系孙传芳驱逐。兵败至德州时，被张作霖任命第四方面军军团长。11月，奉系郭松龄发动反张作霖兵变。姜登选赴河北滦州劝阻，被郭松龄下令枪杀。

　　[3]颜阁杜阁，指颜惠庆内阁和杜锡珪内阁。

　　(1)原载《革命青年》第1卷第7期，署名之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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