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歧途上的中国_邹韬奋

在歧途上的中国

　　一

　　关于中日的外交问题，我们在上期本刊已略有表示，我们曾经提出两点：第一、要调整中日邦交，有个先决的大问题，那便是中国要收回东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谓《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其他有损主权的协定；第二、中国政府应严守国土和主权完整的根本原则对付外交，外交绝望后即应采取“断然的处置”。我们认为这两个要点，是全国对于外交途径所不可丝毫放松的。

　　中委王宠惠氏最近对新闻记者畅谈中日交涉问题，说“目前中日关系的紧张，为无可掩饰的事实，中日交涉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只须看看日本的积极准备，便知道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中日交涉已到了最后的关头，诚如王氏所说，尤其重要的是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换句话说，中国现在还是下决心严保国土和主权的完整呢？还是再作进一步的投降？在歧途上的中国，就是自己还要敷衍，对方也不让中国敷衍了！

　　在这个艰危的时候，中国为保全民族的生命计，应有自动的外交，在有一定原则下的外交，然后能坚持到底，步骤不乱；倘若为对方恫吓所威胁，不惜破坏国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以迁就对方提出的无理要求，那正中了他们的诡计。日本一方面派桑岛东方局长带着“最后的话”来中国；一方面日本军部各领袖公然宣言，他们对于中日局势所采取的立场，可概括于下面的一句话，那就是日本必须充分准备于必要时诉诸武力。不但口头上的恫吓而已，他们在华北干着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演习”，更紧张地胁迫宋哲元氏汉奸化；在华南大增派其海军，耀武扬威，肆行无忌：恫吓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近日本松室少将对关东军报告关于中国的情报，竟老实说：“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随意可得，故看到中国的官民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见帝国的威力，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夺取特殊的权益？”又极力主张利用“普遍的恐日病”，“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实力分子，与以实力的援助，使他镇压抗日分子”。这些是多么怵目惊心的话语！但是中国的全国国民决不容许在恫吓中断送任何部分的国土和主权！

　　二

　　以上所说的第一要点是我们应坚守国土和主权完整的根本原则，不受任何恫吓所动摇。其次我们所要严重注意的，是远察世界大势，近观中国现实，在侵略者残害我们民族的生存而无法用外交途径挽回的时候，我们发动民族解放的抗战是有着光明的前途；不可受失败主义的麻醉，认为发动保卫国土主权的抗战就是等于亡国；这实在是“恐日病”的最深的病根，需要我们大声疾呼严厉纠正的。我们所尤其痛心的是看到最近“京沪各报馆之连署”的《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的宣言，说什么“衅端既起，中国如作城下之盟，即为自署亡国之符券，世世子孙，真将永劫不复”。在未抗战以前，即作城下之盟的打算！于“卫国”一词以后即紧接上“殉国”的消极名词。我们对于连署这个宣言的“掌持舆论，同为公众喉舌，对内对外，均有宣达公意之职责”的各报，不免感觉到很大的失望和痛惜。我们固然知道主持各报的先生们对于爱护国家民族的动机，并不后人，绝对无意为侵略者张目，但无论何国，舆论态度总较政府进一步，尤其是外交紧迫的时候，民众力量更是政府的重要后盾，现在竟于无意中替侵略者广播“恐日病”的毒素，这是很可痛惜的。以“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的邻国报界，对于中国人民保卫国土主权的愿望，向来缺乏同情，而这次对于这个宣言，独宣称“倍加赞扬，并以诚意接受”，我们自己跑进了他们的圈套，是很显然的。

　　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回想到“二十一条”时的惨象，但是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下的中国不应该是当时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国民也不是当时的中国国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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