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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可笑?


  我是一个甘肃人;为了苦于经济,虽然不是《生活》的定户,但由借阅和图书室的供给,倒也是一个《生活》的读者。我个人爱护《生活》和敬佩先生的心,也可谓与《生活》的历史同日并增,可是七年来的《生活》什么都谈论到了,只是关于西北的社会少发言论;这当然因为西北的交通不便,消息蔽塞,致先生无从谈论起,所以也不甚注意。其实人间的一切惨酷悲痛的活剧,在那蔽塞的无人注意的地方,也扮演得有声有色!(中略)

  这次《生活》的新年特大号上忽然提到了甘肃,我个人当然欣感万分;同时又对那“吃树皮草根”和“大姑娘还没有裤子穿”的事情,不由自主的流下泪来。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当我正对着那几行字流泪的时候,忽然有几位同学跑来问我道:“你们甘肃人真是吃树皮草根吗?”“大姑娘真的不穿裤子吗?”待我还未开口,已经哈哈的大笑起来了,而笑的脸上似乎带着一种鄙视似的情态。我顿时惊奇起来,我想《生活》上的言论,很明白的是说明甘肃的苦况,以觉醒醉生梦死的国人。现在读过了《生活》的人,正应当略表同情,方才合理,为什么不表同情,倒反笑起来,这有什么可笑?难道《生活》上的那一段引例是供人们的笑料吗?因之,我是更加伤心到不能开口了!

  (中略)

  先生!我们甘肃在从前,即在民十以前,的确是中国的典型农村经济社会,地方的幽静,人民的厚朴,实堪称为“世外桃源”,及至民十以后,由冯军的独括,而至群雄的分括,由群雄的分括,而至川陕两军的对括,又由川陕两军的对括,到如今便成括得精光的地层了。在这样的景况之下的朴诚厚重的老百姓不吃树皮草根,大姑娘不光着屁股,再有什么法子呢?还有最大的惨事,便是每当政变的过渡期,就有多股的土匪出现了,他们夹杂在混战的局面中,焚杀掠夺;于是在十七年以后,全省的六十四县,没有一县不曾遭过破城的浩劫,而且三五年来还闹着旱灾。朴诚厚重的老百姓,不死于旱灾的,就死在土匪手中;不死于土匪手中的,就死在军阀的铁蹄之下。三四年中全甘的人口由九百万减少到六百万。死里逃生的零余者,他们不吃树皮草根,不光着屁股,有什么法子可想呢?邵力子先生主甘已近一年了,邵先生是有名的学者;然而有名的学者,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会使老百姓再不吃树皮草根,也没有力量能使大姑娘有裤子可穿的呀!

  先生!甘肃人民的痛苦,恐怕用尽此间所有的惨酷字样,写上十日夜,也写不完的。我希望能把这封信登出来。为了《生活》宝贵的篇幅,只是简单的写了片断;其目的是想藉此解除人们的误会,不然,先生用以激励人们的话,将会成为人们幽默的材料了。不知先生再有没有意见可以发挥;不过,我相信发生误会的人,不只有我的三五同学。

  刘全吾

  按:记者深信凡是读了刘先生这封信的人,对于他的不畏艰苦远方求学的精神,和痛心怀念故乡疾苦的情绪,没有不表示十二分的同情和敬意的。我们听见甘肃的同胞“吃树皮草根”,固觉酸鼻,即听见甘肃的十六七岁的同胞“没有裤子穿”,只要设身处地想到我们自己的妻女姊妹或所亲爱的女友假使处在这种窘况之中,我们的心里除感觉有如刀割外,必定没有心绪顾到“笑”,也不觉得有什么“幽默”可言了。

  关于甘肃的情形,《生活》七卷第二十六期里曾登过一篇《开发西北声中的甘肃》的兰州通讯,对甘肃曾有很沉痛的叙述,但我们当然仍嫌“少”。不过我们对于国内各地的通讯,虽时常物色通讯人材,希望多登各地有精彩的通讯,总难如愿以偿,实是一件憾事。刘先生如有暇将甘肃情形分篇记述,我们很愿意择其有精彩者陆续发表,以引起国人的注意,倘能代约在甘肃的友人担任通讯,时惠佳稿,尤所感谢。不仅甘肃而已,其他国内各地如有同志以精彩的通讯稿件见赐,均所欢迎。当然,本刊所采用的有精彩的通讯稿件,其目标全在为大众的福利而努力,决不是存着私意用作攻击任何个人的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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