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民主第十七章民主的纪律与反对的自由

第十七章民主的纪律与反对的自由(1)

　　我们现在讲到一个问题，这问题在去年是常被提起的；因为在莫斯科对于几个反对派举行审问，这件事又一次地引起了注意。这就是在苏维埃情况下的“反对的自由”问题，和为着民主纪律的保持起见，这种自由得被合理地限制到什么限度。

　　倘若我们细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种类的民主的组织，便可看出，它所要注意的不仅是保全它的分子的“个人的表现”自由，而且也要保全多数分子不受个人或少数分子的妨碍；这些个人或少数分子消耗宝贵的时间发表违反众意的演说，阻碍有益多数的行动。倘若我们举几个例子：如在商人俱乐部中有人噜苏，在股东会议中有股东大发牢骚，在一个职工会支部里有人吵闹惹人厌恶，在这种场合，每一个自认是为着多数利益而经营的组织，都要采取步骤保障多数人，制裁不守纪律的少数人。所以民主的意思，并不只是给个人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的机会，也是要使人民有机会拒绝听闻某些人的意见；这意见是敌视他们的，这意见的表现是要妨碍已为大众所接受的政策之实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作用的民主的团体里，这样的人也许只须从他们的组织里开除出去，便算完事。但是苏维埃国家却不能这样简单地开除顽梗的“分子”；这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周围的国家也许不愿收容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第二，这种人一旦被驱逐出境之后，也许更为苏联的敌人所利用，不如拘禁在苏联国境之内。托洛斯基也不过是由这工人的国家里驱逐出来的——可是他自从被驱逐之后的种种活动，已足以证明：倘若他被隔离于西比利亚，祸害便可以少些。

　　一旦民主组织所要对付的问题成为一个国家所要对付的问题，而且这个国家，是被若干敌视的国家所包围，对于妨碍公共业务的少数人，如只出于简单的驱逐出境，那是行不通的了。苏联对付这类的案件，为外境所逼迫，不能不使这种人和社会脱离，把他们拘禁在国境里面。这说明为什么在苏联，有某些违反多数人意志的人，可被放逐到偏僻的地方去。

　　我们须认清政治犯的放逐，在苏联是等于开除，类似于其他地方民主组织所用的开除办法，才能充分了解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工人的组织。工人的组织是要开除妨碍大众的分子；无论这种组织是怎样的民主，仍然要解决对付这种人的问题。苏维埃国家也有这同样的问题，但是一般地说来，它不能把这些人由国土内驱逐出境，因为这些人不是在苏联国土以外的统治者所愿收容的。而且把苏联大多数人民的敌人驱逐出境，一般说来，也是不智的事情，因为这样要给他们继续活动的机会，由此加强苏联的敌人。

　　上面对于苏联放逐政敌的情形，说来似乎有些残酷，也许有些读者听后感觉不安。但是读者听了我上面所说的话，不要误会，以为在苏联凡是和在位的人有异议的都在放逐之列。恰恰相反，在苏联一切重要的问题都经大众作热烈的讨论。被放逐的苏联公民，并不是只有异议的人。这种人是曾经提出过建议被否决之后，仍继续不断地提出被拒绝的意见，由此继续妨碍一切积极的业务，成为全社会的芒刺。托洛斯基就是这样的人，他好几年在每一个广大的聚会里，提出他的少数人的意见，反对苏联政府的领袖们，他最后所以被放逐，因为他组织秘密团体，反对由全体人民用民主方法通过的政策。他这样妨碍国家依着人民所决定的方向再向前发展，所以终于被放逐了。

　　苏联政府对于纪律的问题必须有警觉性，此事应做到什么限度，不只是决定于苏维埃国家的结构，也决定于这个事实：它是被一个敌视的世界包围着。仅仅把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民主组织比较（像我们在上面所已做过），还是不能彻底了解在苏联的纪律之圆满的含义。要真能明白此事的真相，我们不能把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在平时状况下的民主组织比较；所要比较的，是这种民主组织正在为着争取本身的生存而从事斗争，正在为着会员的利益而进行着某些伟大的、英勇的运动，正在遭受着各式各样的进攻。被一个资本主义，或部分地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所包围着的苏维埃国家，是不能和一个处在工业上和平时期的职工会比较的。它必须和一个正在工业上有争执的时期里的职工会比较。我们都知道，正在对付工业上争执的时候，对于它的会员所要执行的纪律力量，不是与和平时候所需要的一样。

　　这苏维埃国家自从它开始创立以来，就一直与它内部和国土以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因为它是工作人民的民主国家，从它开始成立后，就与地主和雇主发生冲突。这些敌人利用外国的帮助，用武装反对苏维埃国家。这个国家为着争取自由，不得不打仗。后来它不得不对乡村里的少数资本家打仗，而且它一直不得不建立它的防御，巩固它自己，提防国外重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经验，对它作可能的进攻。

　　在罢工的时期里面，职工会的会员要和雇主决斗。两方面都用武力。工人尝试强迫雇主因怕失去利润而不得不降服；雇主尝试以饥饿威胁工人。工人也许要用拆乱机器，纠察工厂（即不许工人上工）等等手段。雇主无疑地要叫到站在他们方面的警察，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人对于顽梗的少数人是什么态度呢？

　　在每一次的罢工，雇主往往能在工人里面利用某些个人或成群的个人，这些人贪图眼前的个人利益，或只是因为不知道当前问题的重要，准备继续工作，或说服工人同伴接受老板的条件。雇主能够联合这样的人来反对他们自己的同志。在每一次的罢工，工人都要纠察这样的“逃兵”；比较地说来，这“和平的纠察”也许要做到“放逐到西比利亚”去的相类似的程度，倘若我们正确地细察这两种斗争的真相。

　　这件事的真理是：在各种情况之下，一个民主组织为着它的自由而斗争，就是要限制这反对自由者的民主权利。在危急的局势之下，少数人如仍继续反对多数人的利益，这少数人无论是出于自觉或不自觉，都成了敌人反对民主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只是重述我们在本书导言里所说过的话——民主和独裁不是彼此不相容的。

　　在苏联，政府当局对于一切决议的实行，是每一个公民的直接的责任，因为每一个公民是某一个国家组织里的一个工人，一个苏维埃里面每一员都在这苏维埃里某一部工作。在英国，有着它的巴立门制度，在某限度内，在巴立门里对于政府的政策尽管继续反对，是不会妨碍到那个政策的实行。在英国的巴立门里，尽管明白有多数通过某种法律，这个法律的反对者仍得继续在口头上表示反对。但是政府的官吏仍须把这政策实行起来，并不受到影响，也没有批评的权利。

　　在苏联，政府官吏不但包括拥护所决定的政策的人，也包括反对这政策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继续积极反对多数决定的决议，在事实上是等于对于这个决议实行时的怠工，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从组织的观点来看，在苏联对于民主的决议须有有纪律的执行，是绝对必要的。

　　关于决议的执行方面，多数的决议，少数人应该服从：这个观念在英国也得到一般的承认。但是还有一个观念仍时常存在着，就是：少数人在实践上虽应该执行这个决议，但同时在理论上却应有反对它的执行的权利。可是无论何时，遇着当前有了紧急的问题，例如战争（这是包括全国的），或例如罢工（这是包括职工会的），上面所说的第二个观念却总是要被抛弃的。就是在英国，人们也感觉到，团结的行动不但遭受拒绝实行的人所妨碍，也遭受鼓励别人不要实行的人所妨碍。反对执行多数人的决议之宣传，比直接拒绝实行的行为，是更有效的怠工形式。

　　在苏联，全国是在经常的行动中，一方面要改善一般的状况，一方面要加强自己，防御进攻，在这种情形之下，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决议之反对，很能成为执行这些决议的严重的妨碍，由此受到苏联敌人的利用；苏联敌人的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妨碍苏联内部的发展。

　　一个民主的组织里有纪律的需要，但是对于这个需要的承认，并不一定是说寻常公民的自由也被剥夺。因为倘若寻常公民认为这种纪律是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他自己将做这个纪律的厉行者，而不是这个纪律的违犯者。这样一来，这个纪律将成为他的自由之表现和保卫，而不是对于他的自由之侵犯。这一点，在我们讨论在苏联的言论自由一类问题时，尤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自从由苏联回来之后，常有人问起，在莫斯科的一个公民能否在公园里立起来，对群众作攻击政府的演说，好像他在英国能在海德公园里那样做。我的第一个答复是：“愿上帝禁止他要这样！”——因为在星期日下午对常到海德公园的少数听众演讲，我们不能想象比此事更少效力的自由；这就是说，倘若要演讲的人是要使他的演讲能影响人去行动，而不是在练习他的肺部；要是只想练习肺部，那就在卧室里，开着窗，也同样地做得好！

　　其次，苏联的工人可在全国的集会厅开会，不必出费；对于一切有关于他们利益的事情，都可在他们工厂里开会讨论；所以他们不必到公园里去发表意见：这一点也是值得提起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苏联的工人是不是要在公共聚会中，立起来攻击他们的政府？倘若有某些个人要这样做，大多数工人要不要倾听这样的人说话？言论的自由的整个问题，在基本上可用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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